徐志摩，一个捣花泥的人
 

何鑫业 
 

第二部       西山沉苇
 

    徐志摩回国踏上上海码头的日子，当在1922年的10月15日。

    自从林徽因回国后，他没有能够再见到她的片纸只字，更没能在迎候的人群中见到她。

    这令他心灰意冷。

    同时，这也使他想起，当“三岛丸”在夜过印度洋时，那晚，他突然觉得，这航海的船，普渡众生的船，不就是他幼年时喜欢玩的东山浮石吗？

    四年的留学生涯，没有人能够让他忘却那个硖石小镇，人的无限惆怅，苦海无边，并没有因为离开家乡的水潭、小溪，进入浩淼无边的大洋，而变得欢快、通畅起来。

    但，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徐志摩，他所感知的惆怅，已不是四年前出国时的惆怅，他的惆怅里既带有儿女情长的怨艾，又带有《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中的对人类前途的担忧和莫名的困惑。

    1922年12月，徐志摩应清华文学社的邀请，赴清华园讲演《艺术与人生》，此时的徐志摩：

    “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风神潇散，旁若无人”。

    徐志摩贵族化的绅士作派和诗人的纯正气质，赢得了到场的学生的赞叹。

    徐志摩登上讲台，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在宣读之前，他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接着他用英语读完了他的论稿，他说：

    中国的艺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衰败景象——没有艺术，是因为我们没有生活。

  无休止地造就着杰出的庸才，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也招致了真正人格的死亡。

    徐志摩惊奇地发现，坐在前排的听众里面，竟然有一张亲切优美的脸——她就是林徽因。

    发言结束后，林徽因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以这样说，林徽因是徐志摩幼年自制香水时结识的一朵花，这朵花诚然捣成泥，也仍然留在他的宿命里。

    而，张幼仪，不得不说是他摘错的一朵花。他一边拒绝这朵花，一边体味着因离婚给张幼仪带来的伤痛。她的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全出于他把她从花茎上摘下的错。

    生活的困境，感情的失落，细致无声地潜入他的诗歌和文字中——

    期间，徐志摩一直象他幼年时捣花泥一般地，经营着他的文字，让这些文字，如香水一般，散发花的大悲后才有的香馥。

    1923年1至3月份，徐志摩接连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晨报副刊》发表诗文：

    《希望的埋葬》，诗。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诗。

    《就使打破了头，也要保持我的灵魂的自由》，文。

    《情死（liebstch）》，诗。

    《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小说。

    《教育中的自由》，译文。

    《康桥再会吧》，诗。

    ……

    1924年春季的一天，徐志摩在北京石虎胡同7号自己的住房门外，挂了块牌子，上面写了三个字：“新月社”。

    此时，适逢19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文学泰斗泰戈尔即将来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为应泰戈尔《新月集》的景，匆忙出来跑个龙套，不久便会烟消云散的普通文学社团而已。

    谁也没有料到，“新月社”这块小小的牌子，挂在一处可笑的墙上，却在后来兆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以特殊群体特殊风格为代表的新文化团体的诞生。其中，徐志摩代新月同人提出的“尊严与健康”文学人生命题，可以说，直接源于罗素和曼斯斐尔德。

    这便是一个诗人成长中的文化的命脉的产生与由来。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泽。5月，北京学界为迎接泰戈尔，排练他的英语剧《齐德拉》。其间，徐志摩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陆小曼——浓重的现世生活，再次被一位孱弱女子颠覆。

    当然，徐志摩也颠覆了陆小曼的少妇生活。

    陆小曼，名眉，江苏常州人。1903年11月7日生于上海，1912年随母亲到北京，入法国圣心学堂读书，系当时的“京城名姝”。

    这是徐志摩一生中，遇到的第三朵可以被捣成花泥，却绝不肯轻易成为别人香水的宿命的玫瑰。

    1924年以后的诗文中，徐志摩表现出极度的柔肠百结和布尔乔亚式的对生命的无所适从，这不能不说与这位社交名媛有关，同时，也让他的诗文精神有别于同时代的别的诗人与作家。

    这是延续了27年的“自制香水”的工程，不过，这时候的香水，是他的诗，是他的爱，不是花朵的尸体，花朵的泪。

    捣碎的生活，只是花泥，

    用“花泥”写就的文字，正是徐志摩与任何一位二十年代作家诗人，迥然有别的地方。

    它既不同于戴望舒，又不同于朱湘。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受好友之托，接编《晨报副刊》，以此，进入了他新文化活动的鼎盛时期。

    他，先将刊名重新题字，由于新题字用的是隶书，而隶书中没有“刊”字，这样，《晨报副刊》就成了《晨报副镌》。

    原先，《晨报副刊》的版式，是八开对折，八版竖式，折叠起来正好是一本薄薄的刊物。他，则将它改成了四开对折四版，用纸一样，版面却大了一倍。

    10月1日，新的《晨报副刊》如期出刊，果然是一派崭新气象。

    这第一期的《晨报副刊》中，有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后面附了徐志摩的跋语。

    在以后的一年间，《晨报副刊》的每篇文字后，都有附言或跋，有时候甚至附言和跋的字数大于正文的字数，因此有人说：

    往常人们看到的报纸，只看到印出来的东西，怎么编的，是不太知道的。志摩编报，不光让你知道报纸是怎么编出来的，还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甚至让你知道这些稿子是怎么来的。这就好比演戏，别人是只让观众看台上的戏，他却是台里台外，凡是可看的东西，全让观众看了。

    这就是徐志摩，他的不谙世事的率真，他的文学孩子式的心，成就了他是个与别人不一般——又从这不一般中可看出情之素洁的人。

    1926年1月11日，《晨报副刊》刊出刘大杰的小说《“余痕”之余》。小说写到一位T君——也就是当年的郁达夫，和作者一样的贫穷一样的衰病，就因为“在某地方发表了几句不趋附群众一类的真心话，”叫人在武汉被人赶跑了，老朋友落到这步田地，民众又如此“可恶”，徐志摩心里很是悲伤，特意又在文后加了附言。附言中有一句话，虽然引用的是王尔德的名言，却道出了他对于人生对于文学的实情：

    “我有时相信悲哀是人间最大的真理”。

    诗人的一时愤慨之言，不幸又成了自己一生的预言。

    1931年11月19日上午八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起飞，赴北京。十时十分抵徐州，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上空触山，机毁遇难。

    当时，第一时间赶到党家庄的，是在青岛教书的沈从文，他是新月社中离徐志摩出事地点最近的人。

    沈从文在当时徐志摩“停灵的破庙”里，看到的一切，令所有熟悉他生活习性的人为之难受：

    志摩先生已换上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

    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令在场亲友忍不住热泪盈眶。

    这是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而，对于徐志摩自己来说，与其抗议那些乡民给他穿上这么一身不伦不类的衣裳，还不如说，他此刻已经跟他幼时喜欢的游戏融为一体的生命了——

    他是西山的沉苇，是一茎该浮的植物的生命，却如石头一般地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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