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越习与越人的票友生活

何鑫业

先来说一个段子：一个人，被称为越剧票友，某日，她去公园的路上，路遇一位老邻居。老邻居知道她好唱越剧，就问她：“越剧还唱不唱了？”她回答：“唱”。老邻居又问：“什么时候唱，在哪里唱？”她回答：“在困觉时唱，在梦里头里唱”。“为什么平时不唱了呢？”“唱啊，平时关起门来唱，对着麦克风唱！”

越剧出于越地，自然与越人的习俗有关，这个有关当然是指互相影响和互相地潜移默化。三年前去过一次绍兴，虽说绍兴不是越剧的宗地，却到处可见它的影响，从人们的称呼、语言方式、道德规范到婚丧红白事的仪式等，都很有一致的地方。听说以前绍兴、上虞、嵊县几地的女子，她们的恋爱方式也几乎和戏中的没有两样，说来很有意思。

越人称小男孩为“小官人”，称无能耐的大男人为“老相公”，倘若他认为你是有本事的，尚未被人赏识，便称作为“落难公子”。又倘若一位年迈妇人，被人欺负而又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她便会用头去撞墙，稍稍出点血后，便坐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喊：“地方啊！地方！”这些都是越剧中的人称用语和一个人要求地方众人出来为她主持公道时必需的仪式。

杀人偿命，捉奸捉双，小偷是捆，强盗则是绑，前者吊起来打一顿便可放掉，而后者则是必须送官的。朋友妻不可欺，他人钱财不可谋，犯上作乱的事不可做，这些都是剧中人的道德规范和台词。有时候在路上走，会遇到一群人在那里评理，似乎是事情有了眉目，只听一人最后说：“这事你是不吃亏的，你是辱嫂，照戏文上做（演）起来，这是要坐牢监的。”那事主显然也在用舞台上的道德规范判断他的话，约束自己，默认了某种结果。

换个角度，再来说开头的段子：一个人，被称为越剧票友，某日，她去银行的路上，路遇一位老邻居。老邻居知道她好唱越剧，就问她：“越剧还唱不唱了？”她回答：“唱”。老邻居又问：“什么时候唱，在哪里唱？”她回答：“在银行里唱，在存折里唱”。“为什么平时不唱了呢？”“唱啊，做寿的辰光唱，嫁女儿的辰光唱！”

越人最重做寿和嫁女两事（这两件事都需要银行和存折支撑），这在越剧中也是逢戏必有的场面，而且仪式也十分相近。越人逢九做十，届时红烛高烧、高朋满座，席间，主人必双手插袖，团圈作揖，来宾则伴以高声唱颂，其颂辞和唱颂的腔调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松龄延岁月，鹤寿纪春秋”之类，台上台下没有一点两样。谁家的公子中了第，那挖出来的陈酒便叫状元红，谁家的千金出阁，必有另一种花雕（俗称女儿红）陪嫁。听老人说，那花雕便由两人抬着，一人跟着在旁换脚，另一人鸣锣开道，不管小姐嫁得多远，这酒横竖是要送去的，必是四个人，必是这种送法，酒坛上贴着大红囍字，就像戏台上跑龙套的架势。

三月三日的踏青，七月七的鹊桥相会，男的将风筝放到女家花园去，女的则扮成男妆出游，男的忘恩负义，女的柔肠寸断，这些既是越剧中的戏，又是浙东越女的恋爱和婚姻的结局，多少代下来，祖母母亲女儿大抵如此。

过去的人看越剧，是将自己的生世连带着进去看的，就像现在的人看电视剧一样，容易当真：我就是那苦命的弱女子，他就是那忘恩负义该杀千刀的坯，这样一想，眼泪便剥剥剥地掉下来了。现在的人看越剧，是看它的剧种，是用审美的眼光看的，如同看一幅画，再令人感动也不会掉眼泪，因为剧中的形态和当下的习俗已相去太远，远得只能欣赏而难以联想到自己。这大概就是越剧在当下的实际处境，是合情合理的，这样的习俗没有了，赖以生存的艺术样式便也会慢慢消亡，代之以与现在的习俗相适应的电视言情片，这也是一种“越剧”。

所以，那些至今热爱越剧仍坚持每天在公园清唱的老人和妇人，他们唱着唱着，总让人觉得有点像流行歌曲，便是这个道理。而，这些爱唱越剧的人究竟有多少，说出来让你吓一跳，那个“在银行里唱，在存折里唱”的越剧票友，有一日就遇上了一件怪事：

票友刚出门，一个人冲着马路对面就朝她挥手，口里叫着她和她老头子的名字，甚至连老头子再过八天要做寿都晓得。她奇了，心想，我的记性就有这么差？要死啊！于是就问：“你是……？”那人爽快，说：“我就是唱《盘妻索妻》里的某某某呀！”她“哦”了一声，还是没有记起来。那人是个直性子，爽快得厉害：“噢，就是‘……洞房悄悄静悠悠，花烛高烧暖心头’，还有《何文秀》也唱的。”她这才想起来了：“哦，糊涂糊涂……我的老头子是最欢喜《盘妻索妻》的。”然后两人就在路边聊得像亲姐妹似的，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段我一段，等到那人扬长而去时，她最后还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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