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儿，你在那边还好吗？”

  星儿走了快六年了。想起来，时间真是个残酷无情的老人。那年，从新疆兵团退休回上海定居的大妹妹月儿突然打电话到北京来告诉我，星儿胃里查出有癌块，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必须立即动手术。我怀疑她在跟我开玩笑。但大妹妹从不跟我开玩笑。我呆住了。星儿怎么会生癌呢？就像后来动完手术很久很久了，星儿始终不相信自己会生癌一样，我们一家人都不相信她会得这种病。她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特别相信有未来的人，也特别愿意为了未来而去拼命的人。她又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特别相信，不管历史发生何种变异，这个世界总还有真诚和善良这两样稀罕物存在的人。她从不和什么人争什么，即便有人伤害了她，她也不会报复，最多只是静静地离开。她常常会为电视报导里的那些好人好事落泪，也经常会为“道听途说”的坏人坏事气愤不已。她竭尽自己所能，一生都在为天下的女人写作，为天下的母亲写作，为天下的孩子写作，她的心永远紧随着这些个全天下最伟大又是最弱势的群体。几十年来，我们很少在一起生活。十四岁时，我离家去当农民了。她还只有七八岁。后来，我病重从皖南大山里返回上海，在街道这所特殊的社会大学里沉浮，她悉心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里做她的优秀学生。文革狂潮到来之前，我“义无反顾”地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农场，她在那番狂潮中也“激情澎湃”地去了北大荒。我想不起来那时节，我们兄妹间通过多少信。能想到的便是，这些信一定是充满了理想和革命诗意的词句。后来，她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文学系，到了北京。而在这以前，我和我一家人也幸运地被调到了北京。四年。这四年，算是我们兄妹成年以后，在同一个地方相处最长的阶段。后来，她很快又回到了上海，我和我的妻儿依然守在长江北做我们的“北方佬”……虽然我早就知道她喜欢文学，但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从什么时候起，也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文学”这个极难伺候的“主人”。但我知道，自从决定把自己交付给文学以后，她是虔诚的，而且是极其虔诚的。她又是认真的，而且也要说，是极其认真的。在成名以前，在生活还相当清贫的时候，为了求得一方写作的清静和温暖，冬天，她曾经到有暖气供应的邮局里找一个背静的角落，写她最初的那些小说。在动了切除全部的胃，又拿掉了二十多个淋巴结那么大的一个手术后，几乎没有等伤口完全愈合，她就迫不及待地半躺半坐在病床上开始修定她那部最后的长篇……她无比溺爱她的儿子。独自一人尽心尽力把儿子扶养成人。她这种至真至极的母爱，在上海作家圈里是出了名的。很有些年，我们兄妹四人中只有她在上海。在那么沉重的写作和繁忙的社会活动安排同时，就近照顾母亲的重担全落在了她一人肩上。但她从来没有在我这个大哥面前流露过半点怨言……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妹妹，怎么会得癌症呢？上帝总在许愿说，“好人必有好报”。可他怎么能背离自己定下的法则，让星儿这样的一个好人患上不治之症？

  ……星儿在文学上的特别可贵之处，表现在她任何时候都不追风，她是真正只服从自己的心灵感受和生命召唤去写作的人。从中戏文学系毕业以后的那些年，正是中国文坛的城头上年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新流派新口号新招术新手法，层出不穷，可谓斑驳绚烂，日新月异，岂止“朝秦暮楚”。星儿始终以她特有的“拙”和“真”，书写着女性最美的性情和不竭的人性追求。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她被文学评论界忽略。她明白自己这个处境。她隐隐地跟我说过她的这个“苦恼”。在平静地诉说时，她从不责怪任何人。反而显现得有一点自卑。就像她在病重时刻，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一位文学理论家专访时说的那样，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文学才华、误入了文学圈的人……这是她第一次公开表露自己长期被文学理论界忽略所产生的内心压抑和由此产生的阴影。这种忽略，应该说是不公正的。当许多人把外套看得比外套里的人更重要的时候，提倡“玩文学”“游戏人生”的时候，星儿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学道路和人生信念，坚持要把自己对最好的“人”最真的“人”的信念用最朴素的形式表达给尽可能多的读者，以慰藉更多颗人心。我一直认为，她的作为是不会被人民遗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天，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她不是官，可是上海的晚报和广播里都报导了这个消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天偌大个灵堂都被来吊唁，来向她告别的人挤满了。我想这近千个吊唁者，绝大多数应该是从未谋面的她的读者，是喜爱她作品的人。他们用自己手中那一枝小小的菊花，来给星儿“论定”了……她走后这几年，我遇到过不少读者，当他们得知，星儿是我妹妹时，大都会惊讶地说：“哎呀，陆星儿是你妹妹？我们知道她可比知道你早啊！”或者说：“她的小说我都看过，特别打动我。”

  长期以来，我们总在争着区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文野雅俗，给它们排定座次的高下先后。岂不知，文学从来就只有真假之分。更不能以西方政客和理论家的审美口味来排定我们文坛的座次。一切表现人的真性情，说真话，传达人类进步信念，真实关注人生甘苦的，无论它表现的方式是“雅”的，还是“俗”的，无论它是能被当下的读者看得懂或是看不懂的，能被当下的广大民众喜爱和接受，或者只能被少数读者喜爱和接受，我们都应该认定它们是真文学，都不要忽略了它们的艺术价值和人文意义。尤其在这个艰难的历史转型时期，人人都在未知的困境中探索着未来，创造着民族的社会的族群的新文化。用我们各自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自信起来，明白起来，行动起来，应该是当务之最急。

  “纵一苇之所如，陵万顷之茫然”。我想，星儿这短暂的五十一年的生命历程和二十多年的文学之路，是无愧于她曾经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和文学追求的。

  “用力呼吸”，这是她写的最后一篇散文的标题。

  “用力呼吸”，也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作家，一个普通百姓，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生的生命状态的写照。

  “用力呼吸”，也是她对依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并希望他们活得越来越好的人的一种期待。

  “用力呼吸”，是她最后的挣扎，最后的呼喊，是她绝望中的哭泣，弥留中最终的盼望，是她苍白脸颊上最后一块血色……

  前年冬天，很少入我梦的星儿，突然出现在我梦中。她似乎还住她浦东的那个小房间里，裹着一件略显宽大的格子呢外衣，双手捂着腹部，一脸病容，对我说：“哥，我老冷的……”我惊醒。窗外还依旧黑着。等天亮，我赶紧给上海的母亲和大妹妹打电话。大妹妹赶紧从她留下的衣服中挑了一件她喜欢的大衣烧了给她……

  多加一件大衣，就能抵挡住那边的寒气了吗？

星儿，你在那边还好吗？

　　　（这篇短文是应湖南《文学界》杂志之约写的。他们要为星儿发一个专辑，特此表示深重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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