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呐，这一群有祖籍，没故乡的人

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你有故乡吗？

我也常常跟人说，我属于那样一种人：有祖籍，而没故乡。

粗粗一听，这话似乎有背常理。一个人怎么可能有祖籍而没故乡呢？祖籍地，不就是你的故乡吗？

是的，按习俗，按传统，每一个人都会有个“祖籍”。按理说，那“祖籍地”就是你的“故乡”。循此理推断，唯一的结论就是：没有人是没有故乡的。但在我的感觉里，我还是觉得自己没有故乡。

先说被称作“祖籍地”的那个小镇，记忆中，只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不知因了什么事，也忘了是跟着谁，去过那么一回，能留在记忆中的也只是一片陈旧的瓦房，一条清寂破碎的老街和老坟上（或老宅上？）几棵并不苍劲的松柏（或枇杷树？）。我没能诞生在“祖籍地”，后来也没在那儿生活过，这是造成我“故乡观念”淡漠的根本原因。这和当年时代的动荡和整个国家遭遇战乱有关。父亲作为祖籍地乡镇上第一批接受现代西洋化教育的年轻人，第一批不安于故土的封闭落后，而“志在四方”的年轻人，一直飘泊在外，再也没回过小镇上的老宅。故乡观念的淡漠，应该始于他那一代人。后由于逃避日本鬼子造成的战乱，他和极年轻的母亲最终把我生在了离祖籍地几千公里外的昆明，就最后注定了我这一生跟 “故乡”的“疏远”。抗战胜利后，极幼小的我随父母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全家曾随同祖父母，又在苏北一个小县城里生活，渡过了我多舛的儿时。那儿离祖籍地虽然只有几十里路，但我始终没有回去过。苏北那个破旧的小县城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的确给我留下过极为深刻、也极为鲜活的印象，但要把它算作“故乡”，依然是有些勉强的。再后来，父亲病故，母亲不得不再度到上海谋生，全家便都跟着落户上海，少年的我有幸也成了“上海人”。但后来的我，又由于时代风云的裹挟，几进几出上海城。一次离开上海去安徽农村插队，一次离开上海去新疆兵团“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两次都迁走了上海户口，是准备死心塌地去“当一辈子农民”，“干一辈子革命”的。在皖南山区待了三年，因为太饿，太累，少年的我极速消瘦，左侧肺尖感染结核病菌，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发展致痰中带血，不得不病退回上海。三年后，刚满二十岁的我又一次注销了上海户口，热血沸腾地去了新疆兵团农场，在那儿我整整“战斗”了十二个年头……青春年华啊，那种充满理想色彩的狂热，那种完全不计人生后果的追求，那种几近出生入死式的煎熬和磨练，以及到头来以一种极悲情的方式，造就一次历史性的大撤退大“溃败”大变换和随之而来的大彻大悟……现在，我和我自己的家虽然落户在北京，但母亲依然在上海。按国内一向的政策规定，儿随母落户，我似乎仍可以算作是“上海人”。但要真的把上海算作自己的故乡，可能会让祖籍的乡里人笑掉大牙，说我都临老了，却又“嫌贫爱富”起来……

那么，权宜之下，我能不能把北京拉来当作自己的“故乡”？再怎么说，满打满算，我拿到北京户口，入籍北京，也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两个儿子都在此地长大成人。自己的事业也是在此地铺陈结果。展望今后，大概也必将终老于此，埋骨于此乡……

这个想法，当然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于制都说不过去，就是从我自己的内心来说，也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年了，我总是觉得，自己在北京这地方始终只能算一个“客居者”，所作所为，无非是借此方一块宝地，稍稍地做了几件自己想做的事而已。来也匆匆，有朝一日，去也会匆匆，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的念想……

于是静下心来这么一想，心还真哆嗦了一下：难道我这人真成了那种有祖籍，却没故乡的人了？

但哆嗦之余再往大处和远处想，倒也踏实下来。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百年里，由于时代的缘故，不是造就了一大批像我这样“有祖籍，却没故乡”的人吗？社会的动荡使他们不甘于老死故土，时代的风云又召唤他们沉浮于八界。从内心来说，他们也恋故土，却志在四方；他们也恋亲情，却不拘囿于一己之私情；他们所存活的那一个世纪，恰是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极度动荡和天翻地覆变化的年代。正是这种动荡和变化的召唤，使他们这伙人无法安生于某一处，去滋生和积攒那既定的乡土情。他们这些人像一支被时代风云统帅的 “大军”，激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旗，时而席卷东去，时而挥戈西向，长嚎当歌，长歌当哭，要求自己不计一地一时之得失，（实际上也无法计一地一事之得失，）只问终极目标在哪里，甚至都不顾途中“落马”的战友有多少，“中箭”的同盟者又有几何，也不问自己何时会落马和中箭，更不问路途的遥远和泥泞，不顾自己一度的无知和狂躁，只朝着认定的方向亦步亦趋……

他们薄情吗？他们矫情吗？他们失常吗？

但他们可能会常常无颜以对自己的故乡和亲人……

最近，有个网友在我的博客上匿名留言，他劝我道，天明兄，你钱也有了名也有了，不要再打着为人民写作的旗号了，可以停下来为自己的人格写点什么了。人一生不就是那样吗？想想你英年早逝的妹妹吧。因为他称我为“天明兄”，又提到了我那位也是作家的妹妹，我直觉这位先生可能是文坛上的一个熟人。说心里话，读到这则留言的当时，我的确非常激忿，我很少为网友的一则留言而如此动情如此激忿过。但那天的那一刻，我全身的血“嗡”的一下顿时都向头上涌去。

怎么理解我们这些人？

人和人格的真义到底是什么？

我之所以为这一小则留言如此动情，是因为我知道，现如今持有同样看法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总认为人和人性的终极含义就是自私、卑鄙、阴暗、只恋私情而不应再有其它。人只能非常现实地生活在利益的得失之中。其它的不是放空话，就是在打着旗号蒙人。

我不想拿近人的事例来跟他们辨驳。近读明史，万历五年，内阁首辅（大概相等于今天总理一级的官员吧）张居正的父亲病逝，遭遇"丁忧"。按当时的“祖宗旧制”，“丁忧”者，无论官大小，是统统都要在家服丧二十七个月，不能出来“视事”的。但大权在握的张居正那时正在实行新政，且又处在“改革”的关键时刻。那样的情势之下，如何容得他离任那么长时间，给反对新政的人喘息的机会，以集聚力量来破坏已然形成的新政的“大好形势”？但不执行“丁忧旧制”是要遭天下人唾弃的。同时他也难平心中丧父之痛，为此“三天水浆不入口”，“叩心雪涕”，无法自已……但最后还是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留在职位上，“在官守制”，以便将改革进行到底。

这是一个让私情服从公利而敢与“祖宗旧制”对抗的例子。

而在这位张大官人的对立阵营中，也就是反改革的卫道士队伍中，也同样有一些“坚守原则”而不惜牺牲个人身家性命的动人事例……不出意料，张居正此举果然在朝廷内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但年幼聪睿的皇上明神宗支持张的举动，不许那些官员反对张居正。反对者，一律处以重惩。而一些官员居然为了保卫祖宗旧制，明明知道只要上疏弹劾反对“张首辅”，就会受到廷杖、罢官、发回原籍为民，甚至发配边地充军“遇赦不宥”的严重惩罚，却依然坚持反对。真是“顶风作案”，“冒死求义”。其中有一位叫吴中行的翰林院编修坚持上疏弹劾张居正，在被抓去接受重罚前，自觉将不归，与母亲告别时说：“我死了不要紧，您老人家的孙子已经可以服伺您老人家了。”与妻子告别说：“儿子已经可以抚养孤母了，我死也无憾了。”说毕对儿子大叫一声：“取酒来！”一饮而尽，“随缇骑锒铛而去”，居然为自己心中的原则、理想，能慷慨激昂到如此地步，真可以为之“长嚎当歌”“长歌当哭”。（以上史料均见樊树志先生所著《晚明史》）

……

这里，我们且不对这些古人坚守的原则、理想进行价值判断，更不去追问他们为这样的理念和原则去舍求死是否值得，只说他们敢于和乐于为自己所认定的宗庙社稷之利而弃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志向、血性和悲壮举动，是否还有值得作为后人的你我借鉴一二的地方？

这些人何止是丢失和淡漠了亲情和“故乡”，需要时，是可以将自己的性命也押上的。

……比起这些古人，而像我这样的，实在还差得太远太远……想到这里，回顾自己的一生，竟然成了一个有祖籍而无故乡的人，倒也觉得可以自慰和自豪的了……虽然总有人觉得你们这种人是“打着”啥旗号在谋啥私利。经验告诉我，这就没法跟他们说得清楚了。你能把心掏给他们看吗？值得掏这么一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