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你后弄堂口的那片灯光……

不管你从哪方面去看，上海都是挺吸引人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将来，我想都会是这样。尤其对我这样的人____数十载“飘泊”在外的“上海人”，上海自然就更具吸引力。因此，几十年来，只要有机会，我总会回上海去看一看。一个“回”字，一个“看”字，道不尽一个游子无限乡愁和离愁，也说不清心中种种感慨与回荡。多年前，我向往回上海，除了满足亲情方面的需要外，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想搞一点物质补给，再一方面便是找一点精神食粮，用当下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精神充电”。这两种补充，相比之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后者。因为，搞物质补给，即便你每次都能把整座百货公司或食品公司搬回农场，总有一天也是要吃光用空的。而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搬那么多东西走，最多也就是带一点咸货，饼干，奶粉和时新衣裤之类的东西。假如你精神空虚，等东西吃光用空，除了觉得外地的生活越发惆怅空虚以外，并不能让自己稍稍充实一点。记得有一年，从上海带了几把卷子面，几块咸肉回农场，就一直不舍得吃。咸肉吊在房梁上硬成干儿了，藏在空饼干桶里的卷子面都裹上了煤油味儿，我和妻子还是不舍得吃，最后还是当作仅有的“珍品”，招待了一位从西安来的客人。但精神充电就很不一样了。它能让你在嚼着盐开水煮的白菜帮子，咽着用霉苞谷粉蒸出的馍馍时，去向往明天的曙光，并努力去修筑自身通往明天的道路。当时每一次从上海回去，我都能昂扬激动很长一段时间。记得到农场后，第一次获准回上海探亲，那时离开上海已经四年多了。到上海后，我约了几个农场战友去看望另一位农场战友。他当年主动报名要求去农场时，就患有肝病，但因自身是个团干部，坚决要求带头去边疆；在农场干了一段时间，那儿的生活实在太艰苦太劳累，肝病便严重起来，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回上海治疗。见到我们，他特别高兴，迫不及待地询问农场的情况，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的病情如何有了“好转”，一旦回到农场，他准备还要怎么怎么和我们一起去“改天换地”。而这时，我们知道，他的肝脏已经不可逆转地硬化了。他不仅不可能再回农场，而且生命对于他也已经是很有限的了。我们走的时候，他强撑着虚弱的身体，站在他家后弄堂口那盏并不明亮的路灯下，久久地目送着我们。我们几次挥手让他回去，他都不走。后来，我们也执意地站下，表示，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就不走了。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昏黄的路灯光光圈……以后，每次回上海，几乎都会发生这样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后弄堂口路灯下”的遭遇。比如，我总会去寻找一些年轻的“有思想”的朋友。他们或许是某报刊杂志的编辑，某剧院的导演演员，某机关的干事总务，或许跟我一样，也是从外地“回”上海探亲，渴望在上海寻找到精神食粮的“知青(支青)战友”，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来自北大荒，来自云南边陲，来自江西共大，或许来自内蒙古大草原，……那时多数上海人家里的居住条件，不像现在那么宽裕，拥有客厅的人家极其罕见。更多的人家，都跟我家似的，一家老小都挤在一块并不大的天花板下过日子。我们没法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谈论我们要谈论的“尖锐而刻薄”的话题，我们常常不得不转移到后弄堂口的路灯下，去交换各自的体会。我呢，则“奉献”我回上海后，从所读到的书报，听到的种种议论和参加过的某些问题的讨论中获取的最新印象和最新心得。就在那样的路灯光下，我们激烈地但又低声地讨论着……更多地，也许是在用心和心去撞击，用眼神和眼神在辩论，交流着各自灵魂上的荡涤和收获。这些所得，在当年那荒芜的大戈壁滩上，原始的热带雨林中，泥泞的直通天际的土路上，的确是无法获取的。我的确每一次都能在上海读到在别处读不到的书，看到别处看不到的戏，听到别处听不到的议论和参加到在别处不可能参加的讨论。一点不夸张地说，“上海”这两个字，在我这样的 “外地上海人”心中，很长时间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它和“北京”一样，发挥着“精神驱动器”的作用。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在遥远的他乡能挺过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跟这一次又一次在“后弄堂口路灯下”获取的“激动”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

常理是，不同的人在上海寻找不同的东西。我，始终怀念的正是“后弄堂口路灯下”的那种灵魂上的激情，压低了声音的张狂，那种坦诚的各不相让，加上一种无边无际的遐想和向往，那种“心与心的碰撞”，“眼神和眼神的辩论”……

最近，家里有人生重病，我又回了一次上海。那天傍晚，从普安路口的那家大医院出来，沿着无比繁华绚丽的淮海路往西走。我不想乘车。不想让别人碰我。我只想一个人默默地走一走。天黑后，我走到了静安寺，再沿着南京西路的尾段，我又走进了我家曾经所在的那条极憋曲的“小弄堂”。“小弄堂”早已不见了，代替它的是宽阔的车道，四季常青的草地，珍奇的观赏树，大片明亮的落地玻璃窗……我忽然非常难过起来。我找了一个能允许我坐下的地方，坐了下来。我知道我难过，一多半是因为家人病重。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可能是我忽然发现，上海于我，已然是十分的陌生。许多个“后弄堂口”不见了，许多盏“后弄堂口的路灯”也不见了。许多个曾引发我与之做“心与心碰撞”，“眼神和眼神辩论”的对象，或者是也找不见了，或者找见了，谈起来也很“不搭界”了。他们请我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坐下，泡上一杯“雨前”或“白毫”，热烈地跟我探讨子女出国的问题，炒股的问题，进而探讨如何将一套两套三套……或一幢两幢三幢房子买进又卖出的问题。听得我这“外地阿乡”像一个白痴似的目瞪口呆，一筹莫展。

没有“碰撞”，当然更无所谓“辩论”。“陌生感”自然也会油然而起。我想我的确是落后了，落伍了。我慢慢地退出 ，从那没有后弄堂的豪华小区里退出，从那精致的客厅中退出，也从那水晶般耀眼的大型吊灯下退出。我久久地难过，因为上海家中有亲人病重，但也因为自己的落后和落伍而难过……

我的这种落后和落伍，肯定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我想我还是会怀念，怀念这世人心目中永远的上海，怀念那段岁月，自己曾在这儿读到在外地读不到的书，看到在外地看不到的戏，参加了在外地不可能举办得了的那种讨论会，怀念种种由此发生在灵魂和理念深处的激荡和激动，进而永远怀念后弄堂口路灯下那片我心目中永远永远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