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家教”系体制使然  立法治理属纸上谈兵 

                      文/闵云霄

    山东省准备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活动”(中国青年报10月17日)。与此同时，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拟立法有条件放开有偿家教：工作日内禁，节假日允许(新华网10月20日) 。
　　

    两个观点相悖的法规草案相继出台，“有偿家教”的问题再次被推向了浪尖，引发社会各界争论狂潮。今年以来，南京、南昌、西安、邯郸、贵阳等城市相继出台规定，禁止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其实，“禁止有偿家教”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十几年前，原国家教委修订颁布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就要求教师“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十多年过去了，有偿家教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这些地方教育部门的规定大有“马后炮”之感。

    在“有偿家教”这个扭曲的“市场”中，梳理它的利益链条，我们不难发现，其“供方”是教师，似乎“需方”成了孩子和家长，学生大量的休息时间被剥夺，背着“成绩不好”的沉重包袱勉强应对，而内心非常不情愿，让人忽略的是，在孩子心中，从小形成“花钱购买知识买一切”的价值观，最终，受到伤害很大的就是他们。“有偿家教”教师得了“钱”，动力是学生要“分”，分数的高低似乎成了全社会认定孩子是否成材的尺码。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里，有的教师靠补课开名车、住豪宅，有的教师，一个假期补课收入就可以买一套住房，于是，学生成了教师赚钱的砝码，家长只得乖乖买单，不少教师从而在学校课堂上不投入、在课堂教学中偷工减料。所以，有偿家教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驱动，从某种程度来说，表面上是供应方的教师，实际已经转化成了寻求方。全社会都在创富，教师的职业身份不应被无限拔高和神化。但从教育精神的角度出发，一些教师将本应所有学生共享的课内内容用来为个人牟利，亵渎了职业精神。

  “有偿家教”的产生，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之下的升学率竞争，而升学率的竞争，病根又在升学考试的制度设计，在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升学选拔体系之下，各种补课班、培训班，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将学生打造为应试高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规已经明明白白明确了学校、教育者、受教育者的责任、权益。过去十余年来，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在与“有偿家教”较劲，力求禁止补课行为，可是最终收效甚微。

   “有偿家教”表面上类似从事第二职业，用业余时间获取应有的报酬，实则是对教育资源的侵占，有意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不合理的经济利益。这与医生拿红包，法官受贿本质上并没多少本质区别。“有偿家教”的危害是，影响课堂教育质量，败坏教师形象，助长了应试教育风气。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补课、家教，加重了学生的负担，与素质教育方向背离。同时，异化了师生关系，玷污了“以身立教、为人师表”这一师德的人格力量。

    有统计表明，近年来教师正在沦为职业满意度最不高的职业之一，边远地区的教师的基本生活保障与城市教师的巨额灰色收入，已经形成了因地域原因而产生的“贫富”剪刀差，从而怨声四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教育是社会价值观的风向标，侵蚀教育公平，剥夺全体学生公平受教育机会的模式，会引起一定的社会情绪反应。

 
    可以说，治理有偿家教的问题，并不需要争议。当今立法正深度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赋予了各地区相对独立和宽松的自由立法权，但这不意味着立法就可以各行其是。显然，立法在支持教师权益的同时，应尊重普适的价值原则，“有偿家教”根在体制性矛盾，而非法律规范缺失。

 
   “高烧难退”的有偿家教，多年来治理不力，在于药方不对，表面的禁与放，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改变应试教育的考评模式，彻底实施“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绕开“分数”改变命运的扭曲价值。那么“有偿家教”的市场随即荡然无存。如此，教师也才会成为真正受尊敬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