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幕情景令人揪心：成都抚琴西北街的居民楼一户阳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将孩子推倒在地，扯住其头发，从阳台的一头拖到另外一头，将孩子的脑袋往阳台上撞……而且，如此虐待举动，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时出现。3月30日中午12时至当晚8时，《成都商报》记者在该住户对面旅社的窗口处亲眼见到，在8个小时里，这名男子先后17次在阳台上暴打孩子。

　　

对于这起父亲暴打孩子的案件，当地有关部门的处理是，由妇联安排心理和教育专家与父子俩沟通，希望父亲调整教育方式。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做法很难避免新的暴力行为，如果父亲继续用粗暴方式对待孩子，很可能因体罚过度导致孩子受伤，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这类事件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或许，依法剥夺这名粗暴父亲的监护权，让福利机构接手才是可靠的解决途径。

　　

大家不会忘记去年南京幼女饿死的惨案。据媒体报道，社区民警对涉案母亲是有所关注的，因为她有过将孩子扔在家中一周不管的 “前科”，当时大女儿自己打开门，从家里跑了出来，结果晕倒在小区里，被邻居发现后报警。后来，社区考虑到她没有工作，又带着孩子，每个月给她800元的生活费，社区民警为了能够督促监视她，要求一个星期给她一次补贴。她就一星期回小区一趟，只是为了向社区民警要钱，根本就不回家看孩子过得如何。

　　

事实表明，这名母亲严重失职，如果有关部门及时撤销她的监护资格，两个孩子就不至于遭遇饿死的悲惨命运。可除了教育、给钱救济之外，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孩子在其监护之下的严重风险。同样，成都这名中年男子，其实也不适合再做孩子的监护人了—连续一年，暴打孩子成了家常便饭，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应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而不是只对其进行教育。如果不及时从南京幼女饿死惨案中吸取教训，悲剧恐怕会再一次发生。

　　

今年1月，有消息称，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这一制度有必要尽快推出，不宜拖延太久。

　　

在笔者看来，我国还应该在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基础之上，切实建立国家监护人制度，对幼童实行国家监护，即这些孩子一出生，就享有政府一定的生活补助及免费医疗待遇。如果没有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剥夺监护人资格的机制就较难落实。一方面，剥夺监护人资格之后，谁来对未成年孩子进行监护？按照现在的规定，需另找监护人，并要求原来的监护人提供生活费，那么，如果找不到愿意接收的监护人，或者原监护人也不愿意出生活费怎么办？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的情形是，实行干预制度后，有些不愿意履行责任的监护人，可能就会故意伤害孩子，以达到剥夺自身监护权的 “目的”，让国家接盘责任。

　　

而建立国家监护制度，就可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当所有孩子都享受国家的福利保障时，父母与未成年孩子的关系，就变成国家委托父母监护未成年公民的关系，父母作为自然监护人，如果不履行监护责任，司法机关在确认其不能履行监护资格之后，就会把孩子交给政府机构监护，父母也失去了领取政府提供的孩子福利保障经费的资格。

　　

对此，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儿童权利保障体系只是看上去很美，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因为现在连街头的流浪儿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这一体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对儿童权利保障的重视程度，依照我国当前的国力，限制了各地的基础设施重复投入、铺张浪费、三公消费，就完全有财力做好此事。这样，儿童权利保障就能落到实处，而不是有规定却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