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2日在北京表示,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她在201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学校可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教师和企业、校长和首席执行官(CEO)之间可相互交流,相互认知,“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体制”。在新的体制下,“院系主任可以做教师、可以做教授,也可以到企业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校长可以做校长,同时也可以到企业做CEO”。（中新网3月22日）

其实，早在2009年，鲁副部长就曾经在当年的中国国家级开发区职业教育年会上，针对职业教育和产业的联系，校企合作的发展方向，指出，“校企合作要寻求新的载体、新的模式。怎么把企业和学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载体有很多种形式，如董事会、董事局、决务委员会。更深化的改革包括：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行股份制。”从中可见，鲁副部长的股份制构想已经多年。在笔者看来，对职业学校实行股份制改革，值得尝试，但需要分清楚学校和企业的差别，在办学过程中，不适合采取谁出资多、谁就拥有更大决策权的企业决策模式，而应将现代企业和现代学校制度结合起来。

职业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培训，是具有产业属性的，这部分职业教育，可按照营利性的教育分类管理，而对于营利性的教育，当然应该实行工商注册、工商监管——这类似于国外的公司大学——进而，可以引入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学校进行管理。比如，按照股份比例收取合理的回报。

但是，由于这类企业的教育属性，在具体的办学中，则不适合完全拷贝公司经营方式，这可能把学校引入完全商业化、急功近利，造成背离教育规律的后果。道理很简单，比如对于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学校，目前采取的管理模式是，政府既是举办者，又是管理者，还是办学者、评价者，由于政府出钱，很多人就认为，学校办学要听令行政，校长要由政府部门直接任命，这导致大学严重行政化，千校一面，缺乏个性与特色。而合理的政府与公立学校的关系是，政府作为举办者，应通过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不能直接干预学校办学事宜，具体办学应该交给懂教育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对教育管理体制做出明确的改革设计，即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企业、民间资金参与举办营利性的学校，可以组成董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聘任学校的校长（CEO），但是在具体的办学决策中，应理清董事会和办学者、学校的教育委员会的权责，像学校的师资聘任、培养、管理、专业开设、课程设置这类教育事务，不能由出资最多的大股东说了算，而应该由教育委员会（或教师委员会）决策，哪怕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一个有股份。我国此前举办的民办学校，虽然没有公办学校那么严重的行政化问题（校长没有行政级别），但普遍存在出资者说了算的家长式管理方式，结果导致学校严重商业化，教育质量和教育声誉都饱受社会质疑，学校办学也难以为继。

我国要激活民间资金参与教育的积极性，确实需要开拓创新，但开拓创新不能忽视教育本身的规律，换句话说，在引进民间资金时，可以借鉴现代企业模式，而在学校发展中，则必须建立现代学校治理结构，如此，不管是政府出资和民间出资结合，还是民间组合出资，都可以找到既保障出资者权益，同时办好学校的模式。

另外，对于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目前除了学校自身的定位、治理结构问题之外，还有一大问题是，这类教育的地位不高，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民办教育相对于公办教育，还低人一等，这严重制约了这类教育的发展，要给这类教育创造更广阔的的发展空间，必须营造公平的教育发展环境，这就需要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做出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