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对我国科研经费管理当中的“恶性问题”表示“痛心”和“错愕”。13日，新华社刊文指出，2007至2012年这五年间，我国科研经费的“扩大用途”、“挤占挪用”已成普遍现象，一些机构绞尽脑汁侵占经费。比如，2010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从其管理的543项科研项目的15.56亿元预算总额中安排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

万钢透露，今年年底，科技部将首先建立一个透明的、各部门在一起的科研信息部署平台，每年可以查找立项信息。二是正在推行的国家科技报告制度，要把结题验收后的项目在网上公开，让同行业的研究者都可以看到研究成果。三是加强经费的巡视，加强对预算调整的规则制定。

 

实际上，早在2010年11月，就学术腐败问题，科技部部长万钢曾表示：在项目立项、项目实施和验收过程当中,对于任何学术造假都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可是，三年以来，我们都看到，我国学术界依旧丑闻不断。这表明，对待包括挤占挪用科研经费在内的学术界腐败行为，仅有表态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关键在于要针对腐败的根源，建立可靠的制度防火墙。

这次科技部提出要建立科研信息平台、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和科研经费巡视制度，从表面上看，这可以增加科研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加强对科研项目的管理。但依照现行的自上而下的科研管理制度，恐难起到监管科研经费使用的效果。

建立科研信息平台的设想不错。然而，鉴于201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实行近三年来，根本就没有多少大学严肃对待这一办法，公布学校的财务信息，如今，对科研信息平台能多大程度上公开高校的科研经费信息，我们也很难乐观。如果有关项目的经费不公开，项目负责人会被追究责任吗？谁来追究？再者，假如公开的经费信息非常粗略，根本没有开支明晰，这样的公开与不公开有何差异？如此一来，国家可能为建立科研信息平台花了大笔钱，结果平台的作用却没有发挥。

同样，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和科研经费巡视制度，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模式，这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方式，已被实践证明难以起到监管效果。更进一步说，我国当前的科研问题，就源于现行的科研行政管理体制，科研项目的立项、经费的管理和成果的评价，都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

 

另外，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所实行的科研人员薪酬体系，就存在把科研项目利益化的问题。目前，科研人员的薪酬由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组成，其中津贴和奖金主要来源于课题提成，这一薪酬制度曾在最初阶段起到激励科研人员申请课题、开展研究的积极性，现在却导致科研人员逐利，通过申请课题先维持生存，再“致富”。

在权势和利益因素的纠缠中，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术机构（包括大学与科研院所）、学者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学术利益共同体：管理人员谋得科研政绩，科研人员收获学术声誉和科研利益。大家所见的是，申请项目要公关跑要，获得项目之后学术机构就将科研项目作为学术荣誉（背后是行政考核指标起作用）。再者，为体现项目设立方的政绩和眼光，管理人员会共同参与到对科研成果的包装中。于是，在我国没有通不过的科研验收。频出的填补国内空白、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很多时候都是在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炮制出来的。

要让科研项目经费公开，就必须打破这种行政主导的科研管理模式，向由教育行政部门、学术研究机构、学者共同构成的学术利益共同体开刀。

首先，教育行政部门要放权，不能再把项目的设立权、拨款权、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应把学术权力交给学术机构。学术权力高度集中在教育行政机构，再由教育行政机构来治理由学术行政化制造的学术腐败，这本身就很荒谬。

其次，要改革科研人员的薪酬制度，实行年薪制。目前我国已有条件实施年薪制，一些地方的教育与人才发展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实行年薪制。实行年薪制，关键在打破既得利益——一些”学术红人”由于掌握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往往成为反对取消科研提成、推行年薪制的最大障碍。

 

再次，建立大学、科研机构必须公开财务信息的制度，也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具体而言，大学要实行理事会治理，校长对理事会负责；校长实行公开遴选，由此使校长必须对师生负责，而不是只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这样，公布年度财务信息就是校长必须完成的工作。在这样的治理机制中，包括科研经费在内的财务收支信息，必然会向师生以及社会公众公开，接受监督。如果学校拒绝公开，师生可以通过教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提议，通过大学理事会追究校长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中，学术自治将是基本的学术管理、评价规则，只有实行学术自治，才能建立起学术共同体，让学术界按照学术规则运转，而不是被权力规则、利益规则搞得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