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瑞昌校园性侵案的7名受害学生的家属带着受害的孩子，来到瑞昌市政府，要求政府赔偿每名受害学生精神抚慰金。瑞昌市副市长蒋智贤对家长说 ，“如果换作我是受害家属，‘不会到政府来闹，不会要政府一分钱’”这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对此，蒋智贤解释称，这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和家属们解释，此事的后续处理工作的当务之急，不是到政府要求赔偿，而是要依法依规解决。”（新华网8月12日）

处理校园性侵案，一个基本的原则，应是“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而现在这两者纠缠不清，结果是不论是政府部门、学校，还是受害者家人都失去理性。瑞昌这起校园性侵案，由于政府的教育责任没有履行到位，其处理也就难以“依法依规”。

所谓教育的归教育，这是指当地政府部门和学校，在事发之后，应该出于管理者、办学者的基本责任和良知，对受害学生进行帮助。此案事发后，政府部门给人的感觉是不负责任推脱责任，政府高高在上地教化受害者家长，却没有给受害者所要的公道、正义以及保护。蒋副市长称，要“保护好学生，防止受害学生隐私外泄，让她们远离受伤害地，在新的环境中抚平心灵创伤、健康成长”，那么请问，这些家庭怎样让孩子远离伤害地？政府部门创造了什么条件？是不是学生远离了，政府部门就觉得此事化解了？政府部门如果有承担责任、帮助学生的诚意，会把家长逼得只能带受害学生来和政府沟通吗？

据报道，在家长带着孩子“维权”后，瑞昌市有关部门已根据受害学生家长意愿，安排孩子们进城到新学校就读，并为在城区无住房的家庭安排公租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将根据受害学生家长意愿，安排法律工作者为受害学生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如果家长没有带着孩子维权，政府部门能主动做出以上安排吗？为何不事先考虑孩子的隐私、家庭的困难，为他们着想？

另外，单从教育责任角度说，要对这类事件高度重视，还必须对地方领导问责，政府部门分管领导应引咎辞职，而不是在事后，还继续没事人一样担任领导——一个地方的学校出现这类严重侵犯学生权利的事件，是教育的耻辱，也是分管领导的耻辱。另外，政府部门要解决这起案件，就不应该由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牵头，而应该在司法机关调查刑事犯罪的同时，成立独立的调查组、工作组，追查教育部门在这起事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很显然，从“教育的归教育”角度分析，当地政府部门并没有履行教育责任，而由于教育责任不到位，法律的归法律，也就十分困难。所谓法律的归法律，这既包含刑事部分，也包含民事部分。按照法律的规定，学生家长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向侵权人提出索赔，而且还可向学校（政府作为其举办者，如果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实则是政府赔偿）提出索赔。

有两例可资借鉴，一例是2011年，台湾地区台南某职高老师性侵9名女生，被判刑27年，赔偿1500万元，学校赔偿670万元。2008年，南宁市某小学一年轻教师，两年来在学校教学场所和宿舍，多次强奸、猥亵14名小学生，学校、家长一无所知，后经判决，法院强制执行，由学校向受害学生们赔偿共20多万元。法庭审理认为，侵权人在近两年时间里，长期强奸、猥亵十多名学生，学校一直没有发现，是学校管理有漏洞。

但为何家长不愿意走法律程序而要闹到政府部门索要赔偿呢？客观而言，走法律维权途径，对于乡村学生的家长来说，有诸多实际困难：假如家长要走法律程序，谁来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假如家长向侵权人索赔，法院也判决侵权人要赔偿，可其本人拿不出任何赔偿费用，家长找谁索赔去？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在这起校园侵权案中，该不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院判决学校不承担责任，家长是不是只有等待不赔偿的结局？

蒋副市长“不会要政府一分钱”的提法，更让家长担忧，她虽要求家长依法依规，可这句话就不合法——向学校索赔，是家长的权利。而且，当地政府的一系列表现，也没有依照教育规则，尽到教育责任，对于这起性侵案，地方政府的认识是“自己没有多大责任。”由于教育责任履行不到位，在要求家长依法依规上也难以服众。换言之，就是家长不因法律原因闹到政府，也可因教育原因要求政府担责。

要家长依法依规，就要让他们看到依法依规的希望，我们一直呼吁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也希望所有学生、家长要遇到法律问题时要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但要形成依法治教的氛围，政府必须起带头作用，承担教育责任。当政府教育责任缺失，加之领导的权力不受制约，人们也就难以期待在法律上获得公正，这也是几乎所有教育侵权案，受害学生、家长都不愿意走法律程序的根本原因，这是人治而给法治，“闹”让政府重视，于是诉求得到回应。这实在值得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