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此事的处理，不应仅限于停止调整教材版本，而必须深入调查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从逻辑上讲，教育部早有发文要求“为保证中小学正常教学秩序，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地方教育部门再另行选择教材版本，背后很可能存在利益交换。毕竟，换教材不但牵涉到教师上课内容调整，也涉及影响教育教学活动的连续性，如果没有利益输送，地方教育部门是不大可能冒着违规的风险，去干这种事的。

   

为此，应该对地方教育部门为何要更换教材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追究相应的责任。当然，不能由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调查，因为无论是教育部调查，还是当地教育部门调查，都是“自己人调查自己人”，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不了了之。而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否则，对违规更换教材的处理就是停止更换，这种违规就是零风险。违规者会前赴后继。事实上，类似的事情，三年前就曾发生过，2010年，安徽省教育厅曾在新学期开学前的8月底决定改换该省5地市的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教材版本，甚至由于时间匆忙，学生在开学时没有拿到教材。

   

而这起更换教材事件，进一步暴露出我国选购、使用教材的利益链问题。一直以来，我国教材的出版、选购，都是由行政部门主导，而鉴于教材出版、发行巨大的利益，一些出版机构全力做政府部门的公关工作。很显然，这种选购机制，很容易滋生权钱交易的潜规则。在这种机制之下，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很有可能出于个人或机构的利益，确定选购教材的版本，而将教育教学的严肃性以及购买教材的节俭原则置于脑后，把教材出版、选购变为“唐僧肉”——我国一直从环保出发倡导循环教材使用，甚至为让教材循环起来，提高了这类教材的定价，可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却无意于循环，只需对课程内容进行改革（所谓课改），或者发文要求学校采用新版本，循环就无从谈起，而以循环之名提价，也被认为是谋求利益的另一种手段。这种情况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免学费，政府为学生配送免费教材后，更为严重，在教育主管部门看来，这笔钱是政府的，因此，想怎们用就怎么用。

   

政府部门为学生配备教材的钱，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对于教材的选购，不能由政府部门说了算，而应该建立起由学校、老师、家长参与教材选择的选购新机制。一方面，这有利于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毕竟不同学校，应有不同的办学个性和特色，而教材的选择权，是体现办学个性和特色的重要方面，从推行个性教育出发，还应减少统编教材，增加校本教材；另一方面，这可以打破行政力量对教材编写、选购的垄断，促进教材编写质量的提高，我国教材编写存在对上负责，而不对教育和师生负责，“闭门随意编写”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教材编写缺乏竞争；再就是，这可以让整个教材的编写、选购过程完全透明，让每一分钱真正用到刀刃上。

   

因此，要遏制行政部门随意更换教材的冲动，必须将这类事件纳入司法程序处理，严肃问责。与此同时，要探索教材编写、选购的新机制，只有打破行政垄断，引入教材编写、选购的市场竞争机制，才能打破教材利益链，并提高教材编写质量，服务于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