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命了，但不后悔，我的命换来了娃娃们上大学的机会，至少他们不用再跟我一样了。”一名患尘肺病的矿工从房山法院执行法官手中领到赔偿款后，如此说道。2010年，在房山台西煤矿打工的16名工人被查出患有尘肺病。随后，煤矿因政策原因被关闭，16人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给予每人8万元的一次性工伤医疗和伤残就业补助金。2011年12月，16人向房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昨日，16名矿工终于领到补助金。(新京报3月20日)

　　

这听来多么令人心酸。矿工们的权益被侵犯，他们子女的艰难求学，揭示了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的艰难。很多网友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意见，笔者不想赘述。笔者想说的是，在今天，我们应该告诉所有公众大学的真实情况，要剥离大学的“虚名”，不能再为子女上没有多大价值的“大学”而累。

　　

前不久网络上流传一部纪录片，说中国人为什么贫穷，其中就谈到上大学致贫。对于这一问题，舆论通常的解读是，学费太贵，家庭不堪重负，进而呼吁降低学费标准，减轻学费压力。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大家真明白为什么上大学吗？或者说，上大学真改变了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了吗？

　　

当前，在我国上大学，大致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为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上大学，这部分人追求教育回报，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二是为“虚名”上大学，觉得上大学的名声好听，有“面子”，因为在传统的意识中，上大学就是人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三是为混一张文凭上大学，在当前学历社会，只要稍微像样的单位，都会提出专科、本科这样的文凭要求，因此，不混一张文凭，就没有什么出路。

　　

客观而言，以上三方面考虑，只有第一方面，是从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出发的。办学校，就应该给予受教育者教育回报，接受教育，也应该学有所成。可是，我国大学办学和学生上大学，有相当部分却不是这一考虑，而主要是第二方面和第三方面的考虑。很多家庭和学生简单地认为，只要上大学，就改变了“命运”，至于大学学得怎样已经无所谓，而不少学校，回报给学生的就是一纸文凭，并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教育。

　　

在高等教育规模还不是很大，大学生比较稀缺的时候，后两种考虑还有一定“可行性”，而在高等教育规模急剧膨胀，大学生“多如牛毛”时(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3100万)，就很难行得通了。事实上有些大学除了换来“虚名”、得到一张没有多大价值的文凭之外，并不能改变学生和家长什么，甚至会出现其他严重的问题：孩子认为自己是大学生了，因此不愿意做“低档”的活，反而靠着父母“啃老”生活。多年前，我国中西部一些贫困地区，靠送孩子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找到工作“反哺”家庭，制造出当地基础教育的“胜景”，而现在，这种方式，已面临破产，孩子们是考上大学了，可考上大学后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薪酬也不高)，家庭的贫困局面难以改变。

　　

但后两种考虑还广泛存在。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并没有改变“上大学=人才”的观念，还在不断强化上大学是唯一出路的意识，反复宣传只有上大学才能成才，并以此固化基础教育的升学教育模式；二是虽然多年前，我国就提出要打破学历社会，可是我国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还在赋予学历超越教育的价值，将其作为评价人才的重要指标。可以说，正是强调文凭学历的制度，制造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虚假繁荣，也制造我国社会严重的教育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上大学的“最重要价值”，反而变为了“图虚名”，这表现在家庭，就是盲目追求上大学；表现在学校，则是只有“学历回报”，没有“教育回报”，教育质量下滑，甚至空心化。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心酸地发现，辛苦送子上大学，并没有得到回报。这还会演变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剥离上大学的“虚名”价值。其一，取消国家授予文凭制度，改为学校自主授予、社会认可，这样，学生上大学会从关注文凭到关注教育本身，不能给予学生国家授予文凭(失去制度保护)的学校，必定关注教育质量，上大学才会更有价值，随之而来，不再具有行政许可意义的学历，也自然不再成为所有用人单位的选人门槛；其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上大学的目的，是提高能力，而不是转变“身份”和“命运”，因此，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从教育角度，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而不是逼着学生只能走这一条路，走完之后，才发现还是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