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高中出路何在
(2012-02-06 07: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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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在当前争夺名校入场券的“战争”中,有几个现象尤令人关注。一是不少省市出现了超级中学,把所有优质资源集中在一起,旨在培养瓜分名校招生名额的“顶尖高手”,这导致一些县城高中生源质量下降,进而“地位”下降,加之政府把原本投入高中的经费分给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高中教育投入减少,一些高中甚至背上沉重的债务;二是大城市、发达地区高中竞相引进优秀师资,导致农村地区、中小城市的师资流失严重,高中教育质量下降;三是社会各种培训班,以“1+1”的模式,推进精英型课外辅导,目标就是名校。这三种现象导致缺乏经济支撑的农村孩子难以和城市孩子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农村生源为主的县城高中出现优质生源和师资流失、升学率下降等困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沿着目前的思路分析下去,县城高中很难摆脱困境,优质生源会流向超级中学,优质师资也“人往高处”走。如果按照升学率来评价县城高中,其办学质量也将在这种环境中逐渐下降,甚至一些县城高中可能会陷入生存危机。要让县城高中摆脱困境,必须针对制造困境的根源,这就是升学教育模式。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其实是针对升学来展开的,所以,无论教育资源的配置,还是对学校的管理、评价,都存在升学率导向,由此把学生都纳入一个成长模式,并认为只有升入名校才是成功。
根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到2010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已达3105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中,农村生上大学的比例,也大幅提高。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
农村生比例提高,可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下降,这些学生到哪里去了?答案自然是上二本(重点大学主要集中在一本)、三本和高职高专。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22%)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40%、25%)。
这就是农村生上大学的现实情况。针对这种现实情况,一方面,应该想办法提高农村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而另一方面,则应该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让读二本、三本、高职高专的农村生照样有发展前途,而不是感到前途迷茫。
在笔者看来,后者其实比前者更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怎么努力,农村生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最多能提高到平均30%左右,为几万名农村孩子创造进一本、名校的机会,但这改变不了农村生更多在二本以下院校的事实。如果不提高二本以下院校的教育回报率,所有的学生(包括城市学生)都挤上一本这条道路,其结果是,将加剧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同时,使学生们的路越走越窄。
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启动扩招,当时的一条理由是,拓宽大学独木桥,降低高考竞争程度,然而,在时隔10年之后,高考升学率已经超过70%,可整个社会的高考焦虑依旧,基础教育的应试格局更加严重。原因在于,“大学独木桥”,变为“名校独木桥”,在一些地方,上二本已经不被认为是上大学。
这是十分令人揪心的局面,在任何国家,不管高等教育多么发达,名校数不过是10%,如果大家都争着上名校,教育的焦虑可想而知。我国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采取的不少做法,引导社会形成“名校情结”,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具体包括,对高等教育实行等级化管理,大学有着从“副部”到“副厅”不等的级别,由此,形成大学自身的高低贵贱;各类教育之间严重不公平,公办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的地位,高于民办学校、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用人制度存在严重的学历歧视,一些单位公开宣称,只招“三个985”的学生,这就是本科985高校毕业、硕士985高校毕业、博士985高校毕业。在这种教育管理制度和用人制度之中,基础教育能不围着名校转?老百姓能不产生考不上一本有啥用的想法?
当然,在当前情况下,县城高中也应该寻求突围。首先,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不能只是改变“分蛋糕”的方法(其结果是增加义务教育投入、职业教育投入,就减少高中投入),而应该“做大蛋糕”,增加教育投入;其次,要把办学经费用到刀刃上,减少铺张浪费,近年来一些县城新办高中,十分豪华,这大可不必,这也是导致这些高中经费困难的一大原因;再次,在教师的管理上,应该减少教师的非教学压力,给予教师更大的教学自主权,给教师宽松的教育与事业发展环境,由此让教师能留下来;在办学的模式上,则应该借助近年来部分高校所推出的农村生招生计划,在学校进行人才培养改革,比如和大学一起举办实验班。另外,政府部门在发展普高和职高时,不能采取此消彼长的方式,而应该协调发展,应针对更多学生进入应用本科、高职的现实,建立普高和职高的互通、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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