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院士”引发的争议远未结束。中国控烟协会已向中国工程院递交信件，请该院重新评估关于“降焦减害”研究成果。甚至有专家在15日的座谈会上称，希望重新评估“烟草院士”谢剑平的院士资格。接受信件的中国工程院人士称，将会按程序提交建议书。不过，工程院有关人士认为，重评烟草院士资格“似乎不可能”。（新京报 12月16日）

“烟草院士”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不少舆论将责任归于工程院，认为其责任有二，一是评审的学部不对，二是参与评审的院士没有相应的健康伦理道德。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国院士评审是有公示环节的，为什么在谢剑平被列为院士正式候选人（这是第三次）、通过第一轮进入第二轮之后，都没有相关领域的人士提出异议，却在“木已成舟”之后再提异议呢？

工程院认为重评烟草院士“似乎不可能”，其实并非虚词。试想，如果前两次公开名单，都没有任何意见，却在当选之后纷纷提意见，那么，前两次公示，不就白公示了吗？

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公众和相关专业人士反思的问题。为什么当初不把公示当回事？假如在“烟草院士”列为正式候选人时，就像现在这样讨论，料想其将很难顺利当选院士，而如果当初舆论强烈质疑，并提出更换学部，要求院士评审要注意国际控烟潮流，而工程院却不接受，这就是工程院的全部责任，公众有理由要求工程院重新评估其当选院士合理性，并启动调查，为何工程院不回应公众的质疑，这背后有怎样的利益因素。

但这似乎又是对公众的过分要求，公众毕竟受专业性和精力的影响，不可能把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院士评审盯得那么紧。鉴于院士评审的特殊问题，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在院士评审中，设置了两轮公示。客观而言，这一名单，在业内比较受关注，同行关心谁入选谁落选，而公众却不太关心，认为这是过程性结果，不是最终结果。这同时也是大众媒体的态度，通常情况下，在名单进行公示时，出不了什么“新闻”，进而，也难让公众关注这一事件。

这次“烟草院士”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应该说是媒体报道的结果。这既体现了媒体参与学术监督的作用，也反应出“媒治”的弊端，媒体视新闻效应进行报道，那些被媒体认为没有多大价值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事件，就可能躲过报道，也躲过调查、处理。近年来，一些学术事件，就因为“级别不够”（学校层次、当事人身份等）而引不起媒体的兴趣。进而，那种期待公众参与监督，促进学术评价更客观、公正的想法，也有些靠不住。

笔者一直认为，学术评价不能是“司法评价”，也非“媒体评价”，而必须是“学术自身评价”。在国外类似学术机构的院士（或称协会会员）以及科学奖项（诸如诺贝尔奖）的评审中，根本就没有公示环节，在结果公布之前，谁是被提名者，都不知道。但是这样的评审却基本保证了公正性，很少有激烈的争议，尤其在科技类奖项的评审中。之所以“秘密”的评审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学术自治，坚持学术同行评价，行政和利益因素难以介入。

所以，“烟草院士”争议的本质，还是我国院士评审，是否坚持学术独立性，现在，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大家再联系我国学术的功利化和行政化，要求重新评审，其实否定了院士评审边评审、边公示的基本程序设计。可见，公示难以救济院士评审的公信力，舆论对学术评价的监督也是脆弱的，要形成院士评审的公信力，还在于院士评审摆脱行政和利益干扰，独立地坚持学术标准。这要求我国整体的学术管理回归学术本位，也要求院士这一头衔，回归学术声誉，而不是被各种利益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