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无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后，小学生梅梅（化名）被分流到离家较远的学校，无奈辍学在家。梅梅因此将朝阳区将台地区办事处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取缔学校的告知书。记者昨天获悉，朝阳法院尚未受理此案。（京华时报8月19日）

这一“案件”的走向值得关注。在笔者看来，法院应该受理此案，并由此激活受教育者权利的救济机制。

北京关停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笔者曾撰文指出，从依法办学角度，政府部门是有权关停不具办学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的，但是在关停之前，必须做好学生的安置工作、学校举办者的补偿工作，不然，就是政府部门的失职——根据《义务教育法》，政府有责任保障适龄学生就近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对此，有人表示明确反对，认为打工子弟学校就不能关停，其基本理由是，政府不可能妥善解决好这些孩子的求学问题，如果要解决，早应该在关停之前就解决了，而不是现在学校关停了，马上要开学了，才想到安置；就是安置了，学生上课的路程远了，不但增加上学成本，也增加很多不安全因素；还有，安置进公办学校，能保证这些学校不收取借读费（或者捐资助学费）吗？能保障打工子弟获得平等的对待吗？再就是，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交午餐费，打工子弟交不起怎么办？可不可以自带饭菜呢？

这些确实都是问题。其中，对于安置问题、安置到公办学校还收取借读费问题，是完全可以依据有关规定，找政府部门的——不安置明显违法，政府必须安置；我国早在2009年就明令取消借读费、择校费，因此学校收取借读费，也是违规的。而对于政府部门是否就近安置，以及进入城市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之后，求学经济负担是否会加重，却是比较难以处理的。据此提出不能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就不是没有道理：比较起来，打工子弟或许宁可上条件差一些的打工子弟学校，却不愿意上遥远的、条件好的、交钱多的城市学校。这是十分现实的选择。

说就近安置以及打工子弟上学的经济负担问题难处理，不是没有有关的法律条文，而是法律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置规划。新建居民区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的建设同步进行。”“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以及“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不得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根据这些条文，如果政府部门不能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以及学校违规收取不合理的费用，是应该追求法律责任的。

可是，从《义务教育法》颁布至今，撤点并校在各地频频发生，原来在乡村学校就近读书的学生，被集中到城镇，并不鲜见，当地很多居民以上学路途远、成本增加、不安全因素增加等理由反对学校撤并，但学校还是被关，这无疑是十分明显的违法行为，且造成了当地辍学率增加等恶果，可没有一个地方政府由此被追究责任。

同样，学校为学生做校服，定统一午餐，根据规定，这是要征求家长意见，得到家长委员会的同意的，可是，有多少学校征求过家长意见？而就是征求，也是“强势”征求，另外，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有多少是参与决策、监督、评议的？现实的情形是，几乎所有家长委员会，都只是摆设和工具，成为“联谊会”。

上述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关键在于既没有受教育者（或其监护人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也没有权利救济机制。比如，学校的撤并，按规定是要听学校负责人、教师、家长的意见的，政府部门没有听取，而单方面采取行动，让学生“很远就读”，就是违法，学校负责人、教师和家长可依法起诉，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采取这种方法，而在《义务教育法》中，有“就近入学”的规定，却没有相应的问责条款。于是，受教育者的权利，就被漠视、被践踏。

打工子弟梅梅的起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告诉大家，应该利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身的受教育权利，当然，这还要看法庭的态度，如果法庭受理此案，给平等的受教育权一个说法，这不但为解决后来的类似问题提供案例，也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法》的修订完善。在笔者看来，此案的最佳结果，不是恢复不达标的打工子弟学校，而是要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把这不达标的学校，变为合格、达标的学校。或者就近安置打工子弟学生进公办学校免费就读。

客观上说，我国打工子弟的求学，之所以长期以来只有上不达标、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在于他们的权利不被重视，而要争取属于自身的权利，不是对政府的做法采取忍让，甘愿接受低人一等的教育（并希望有这样的空间即可），而应不懈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权。这需要社会舆论、社会各界人士和所有打工子弟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