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森大学开除中国“假留学生”事件，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经《环球时报》报道后，在国内也引起关注。

这很容易让大家想到近年来国内高校屡屡曝出的“冒名顶替”上大学、“本土留学”（即本国国民移民到国外，不能说一句外国话，却拿外国护照在本土成为“留学生”）丑闻。可这些问题，大都是经网贴检举、媒体报道，却很少是由大学自己发现，严厉查处的，甚至就在舆论沸沸扬扬之际，涉事的大学，也不理睬、不调查、不处理。

两相对比，日本大学的“自净能力”，令人感慨。在任何国家的任何大学里，都有可能出现丑闻，包括招生、人事招聘、论文造假、论文抄袭、学位授予等各方面。出现丑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产生“次生丑闻”，这就是当事学校对丑闻采取遮掩的态度，包庇、纵容。丑闻的发生，客观上是“个案”，而发展为“次生丑闻”，这就从个案变为群体事件，以及更深次的制度问题。

通常，在国外大学，当丑闻发生之后，学校将根据事件的性质——是行政事件，还是学术事务、教育事务，由相关的机构立即启动独立的调查、听证，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理意见，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还可提出申诉，学校将组织司法委员会，再进行调查、听证，并根据新的调查结果，做出最终处理。同时，针对事件本身，有关机构还会反思，这背后是否存在制度性问题，如果存在，则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而在我国大学，丑闻的处理，却是完全不同的路径。首先，我国大学内部，行政机构主导校内一切事务，包括决定是否对丑闻进行调查，因此，当丑闻被曝光之后，纵然舆论“汹涌”，但学校行政领导如果坚持不调查，往往就很难启动，而就是启动，调查也不独立，是按照领导的“授意”而为。

其次，我国大学的校长产生机制，与国外大学不同，是由上级任命，而且学校领导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因此，在具体办学中，很难摆脱政绩思维，只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学校的声誉负责、对师生负责，进而，对于丑闻，学校领导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避免其曝光、引起关注。另外，倘若上级部门没有“批示”，学校基本上是能拖就拖。

再次，在我国大学，目前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冒名顶替”上大学、“本土留学”已有“产业链”，在学校这一端，就是大笔的学费收入；教师学术造假、学术抄袭，也是为学校能有更多的论文，在各种排行榜上有更好的表现，且为学校获得更多的项目资源、课题资源；学校动辄把教授头衔给明星、官员、老板，为的是“资源共享”……在这样的利益原则之下，是非原则抛掷一旁，大学精神荡然无存。随着大学的招生丑闻、学术丑闻、基建丑闻、财务丑闻增多，人们普遍陷入审丑疲劳，大学也失去了作为社会灯塔的色彩。

要让大学拥有“自净能力”，就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明晰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让大学拥有自主办学权，校长是教育家而不是官员，必须对师生负责而非对上级负责；对大学的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实施分离，让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受到制衡，将集中在行政领导手中的学术权和教育权，归还给教授，并建立相应的机制，来实现这种权利；同时，对于大学的办学，公众当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评议权。在这种办学制度下，大学想不自净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