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最近报道了我国大学城陷入债务危机难以为继的消息。报道说，10年前，大学城在中国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概念；而10年时间不到，在全中国，已有50多座大学城，可这些大学城里，预想的十万学生只有三成，城里只剩一群讨债的人和卖疯了的高尔夫别墅。

很多媒体前来采访，问：为什么大学城在我们这里这么短命？难道当初建设大学城时，建设者没有考虑到生源问题？没有考虑到经营问题？

我知道，问这些问题者，是从教育角度来思考大学城的发展的——一所大学，再怎么也得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而大学城，历史也应更久远；建设大学，必须有相应的生源，没有生源，必然破产关门。

可是，遗憾的是，从大学城建设之初起，就没人愿意从教育角度来预计其长远发展。甚至根本不关心其“存活”的时间，以及今后是不是还派教育的用场。

在地方领导心中，大学城就是自己的办教育政绩。政绩的期限多少年？就是一个任期四五年。为此，大学城能不能持续发展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马上平地起来一个大学城，规模浩大、气势宏伟，在当地教育发展史上“书写下”隆重的一笔，作为领导升迁的政绩砝码。如果有人提议，要考虑成本问题、生源问题，多半会被认为不识时务，而被领导冷落。

至于大学城成为别墅区，这正是不少经营者的如意算盘。办教育能挣多少钱？就是挣钱，在暴涨的地价、房价面前，也是拿不出手的。从大学城建设时起，建设者的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除了追求政绩，就是“跑马圈地”，来日再通过政府批准，变更土地用途，经营房地产。——君不见，这也是高校发财致富的手段，近年来高校接连曝出债务丑闻，但高校并不着急，那是因为“手中有地心不慌”，只要土地一置换，就可获得数亿乃至数十亿资金，要还那点债，还不是毛毛雨。几年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面对媒体有关高校债务危机的质疑时，就明确告诉大家，不要只看到高校的债务，而要看到高校资产的增值。

而又有多少大学城中的大学，想过把学校办为“百年老校”的呢？一直以来，关于大学，不知有多少人士讲过“大学不在于校园之大”，可是，抬眼望去，哪个大学城，不讲排场，有的大学的校门，甚至斥资上千万。过大的校园面积、豪华的办公设备，于大学来说，不是办学成绩，而是沉重的办学负担。有专家测算，对于我国的高校来说，依照其校园面积、行政人员配备，办学规模至少要维持在五千人以上，才能正常运转，否则就会陷入财务危机。而与之对比，国外有很多大学，规模就在千人，却依旧良性运转。

所以，按教育的视角来思考大学城的发展，是难以理解各地疯狂的圈地、疯狂的建城，然后，好好的大学城就被闲置，或者转为其它用途的。

然而，大学城的发展，却又不得不从教育的视角来思考。

教育土地的变更、置换，可不是想置换就置换的。虽然从操作程序看，只要报政府批准，就可“合法”地实行变更，可是，这种变更审批具有很大的道义风险，近年来，每每高校卖地还债，哪怕高校一再解释经过了合法的程序，但无一例外地都会遭遇社会质疑。大学城要把大片的土地变为非教育教育用地，还是需要经过很大的周折的。

大学城中的大学，不是商店，经营不下去就可随意关门，作为消费者与受教育者的学生，在大学关门之际，还面临学籍的问题。与国外大学有自由转学制度，一个学生可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学校，学分可以得到转入学校承认不同，我国大学没有自由转学制度，就是同一类型学校（比如公办学历教育学校），学分也不互认，学生也很难转学。如果一所大学倒闭，在读的学生去哪里继续求学？已经修读的课程怎么办？这不能归为学生自认倒霉，而必须妥善解决——以目前的生源发展趋势看（到2020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学生人数将减少3800万），未来10年，我国将有一批高校面对破产危机，对于这一现象，需早做打算。

其实，如果从教育角度，来重新审视大学城的发展，今天的大学城并非没有生机。

首先，可从解决大学城的教育定位问题，来解决大学城的生源问题。早前几年，有的大学城还是很热闹的，其原因是高考录取率不高，以自考助学为主要模式的民办教育，还受到受教育者的追捧。这让本来应该从事非学历教育的民办教育学校，忘记了自己的非学历教育定位。而当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都招不满学生时，从事非学历教育的学校还想进行学历教育，不是自绝前程吗？因此，要让自身持续发展，从事非学历教育的民办教育机构，还得回归非学历教育的定位，为受教育者提供有特色、高质量的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服务。

其次，应建立各类教育的平等竞争机制，促进学校良性发展。笔者曾根据我国的生源变化、社会存在的学历情结、高校的具体发展情况，分析生源减少会首先对非学历教育的民办教育机构产生冲击，其次冲击高职院校，再其次冲击一般本科院校。之所以有这种分析，是因为我国各类教育的竞争并不平等，公办、本科院校在竞争中享有制度（招生制度与就业制度）优势，而现实情况也对此进行了验证——当生源萎缩时，民办学校最先受到冲击，以民办学校为主体的大学城，迅速人走楼空，变得荒凉。

再次，提高教育规划的科学性，减少政府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的干预。政府行政部门对教育发展要进行整体规划，这是必要的，但规划必须科学、民主，不能不调查、不听取意见，就拍脑袋决策。而在政府的宏观规划之下，各学校应有办学自主权，亦即可按政府的教育政策，自主确定学校的办学定位、教育模式。总体而言，各地大学城这方面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合理处理。在大学城陷入危机时，调整这方面的关系，方可以转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