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级贫困县甘肃会宁，有一支规模庞大的“陪读农民军”。据会宁县教育局统计，“全县有中小学生14.8万多人，其中县城学生4.5万多人。按保守估计，全县由家长陪读的学生有1万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蜗居在县城窄小的出租屋内，梦想着改变未来。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陪读家庭除了大量分布在学校集中的县城外，在许多中心乡镇学校周边，陪读同样蔚然成风(据12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根据对“蜗居”陪读者的调查，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择校“蜗居”陪读，为让孩子上一所更好的学校，“改变一辈子的命运”，家里“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进城读书，以便考上大学——这几乎是当地孩子的唯一出路——如果考不上大学，用当地老农的话说，“蜗居”陪读就成为一场赌博，如果输了，3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陪读父母只能重返故土，领着孩子回老家放羊。二是撤点并校“蜗居”陪读，农村的学校撤了，并到了镇上，孩子上学得翻山越岭，父母于是只有到镇上找出租房，陪孩子读书。

这两种情形，听来都令人心酸。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当然是择校“蜗居”陪读的首要原因。虽然我国各级各地政府部门都一直强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但是，这一进程极为缓慢。前不久，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验交流会上指出，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择校热”，是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直接反映，必须下大力气尽快解决。“择校热”的根源已经找到，但对症下药却不容易。就拿会宁县来说，如果仅仅依靠当地财政的力量，而不是加大省级或中央财政统筹，来均衡农村、乡镇与县城的教育资源，不知要到猴年马月。

从当地撤点并校的具体举动中，我们难以看到当地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的努力，反而却目睹为了节省办学经费，不顾学生上学困难“一哄而上”撤掉乡村学校的“积极行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笔者甚至有时在想，从当地政府的现实利益看，是不愿意办好乡村小学的，“不办好乡村小学、上乡村小学的学生少、乡村小学成空校、政府部门顺势撤点并校、把乡村孩子集中在乡镇读书、节省下办每所乡村学校的资金”这样的利益链会不会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如意算盘呢？我们所见的是，在一些地方，纵然有家长采取极端方式，比如自己请教师给孩子上课，抗议政府部门撤校，但一些学校还是在撤点并校的大潮中，被政府部门撤掉。

而除了财政力量的限制之外，只有上大学才能“改变一辈子命运”的教育目的，也注定了当地只有集中优质资源，来打高考攻坚战。试想，如若教育资源分配均衡，当地没有办得好的初中与高中，这个贫困县怎样与其它地区的学生竞争高考名额？可以说，在当地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农民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学生高中毕业之后在当地无用武之地的背景下，“高考改变命运”将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一滴水可见太阳的光辉，而中国教育的任何一个小切片都能看到教育的顽疾。每一个“蜗居”陪读者，目击着教育不均衡的现实、现实功利教育的残酷，以及教育决策的武断。教育的本质是让每个人生活更幸福，我们的教育，离开这样的本质，又有多大的距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