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开学前突然被告知撤点并校，让广东省恩平市沙湖镇和平小学的师生、家长措手不及，于是村民们以各种方式与政府部门“协商”，最终和平村委会召开村民大会，决定先由村小组出钱，聘请村里6名有文化的人当老师，重新开办和平小学。（南方农村报10月22日）

恩平市沙湖镇和平小学的“保卫战”，读来是那样的熟悉。这样的“剧情”，很是老套：政府要撤校，村民们以各种方式“保卫”，所有能使上的招数，都使上了，最终学校好歹学校保住了。要知道，在全国很多地方，也经历了这样的“保卫战”，但不少学校还是无情地被撤掉了。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对于“撤点并校”，中央已有指示——今年5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组长刘延东强调，要以规划为先导，特别是对农村“撤点并校”，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而据前不久的半月谈杂志报道，过去不注重实际的盲目“撤点并校”，恶果已经显现，撤校造成上学难，一些地方的辍学率回潮严重，“普九”成为新的难题。为何政府部门在村民们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还要强制“撤点并校”呢？难道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办好教育吗？

分析很多在村民保卫之下已经被撤掉的学校案例，政府部门还真不是为了办好教育——如果是办好教育，就必须考虑到乡村学生上学的实际困难，总不至于让学生每天赶十几公里路上学；就必须考虑到寄宿制并不适合所有乡村孩子，让所有孩子寄宿集中办学，违背基本教育规律；就必须考虑到孩子集中一校求学，“大班化”教育是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还必须考虑到，教育对于一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任何乡村少了读书声，也就意味着少了生机。可是，有多少政府部门做如是思考了呢？他们所关注的最迫切问题，显然不是这些，而是怎样减轻财政性教育支出。“撤点并校”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好处多多：减少管理成本、减少教师工资支出。

毫无疑问，这样的撤点并校，是打着整合教育资源的大旗，而实质违犯义务教育法，包括未能实现义务教育适龄少年儿童就近入学；未能履行举办者的责任，科学、合理地设置学校，保障学校办学条件；未能履行基本教育投入责任。

可是，众所周知，要依法问责政府十分艰难。也于是，撤点并校的冲动，几乎不可避免，中央政府所禁止的“一刀切”、“一哄而起”，往往在地方，就成为“一刀切”、“一哄而起”。怎样遏制这种冲动，成为现实的难题。

以笔者之见，“撤点并校”的盲目，本质问题是，谁有权来决定学校的设置。不妨来看美国义务教育中小学设置的例子。美国实行学区制，每个学区有专门的学区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由家长选举产生，而每所中小学有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如何、是否继续举办，家长委员会有评价权、决定权。换言之，学校的设置决定权最终掌握在家长，即学区成员手中，由此根本不存在政府要撤校，社区成员来保卫的问题。此次和平村召开村民大会，决定重新开办和平小学之举，就是村民对学校设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国乡村中小学的设置主导权，其实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同时又担负教育投入责任，这种模式，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政府为减轻教育投入，而尽量压缩学校的设置，即便三令五申要求政府科学规划。这就是当“撤点并校”的概念一经提出后，迅即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原因。资料显示，过去15年内，我国消失的小学有37万所。

新华社前不久播发温总理“百年大计，教师为本”文章，谈及办学体制改革问题。从促进农村教育公平与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出发，笔者认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需要界定政府、学校、教师、学生与学生家长的不同责任与权益。在学校举办方面，政府的责任是依法保障所举办的学校的投入，而学校的设置权，却应该交给全体村民（即学生家长），只有这样的办学体制，才能确保政府的决策是为办好教育服务，而不是变为甩教育包袱。

义务教育是具有强制性的，对政府来说，也是“强制义务”，而要政府履行举办好义务的强制义务，村民们完全有权利提出强制要求，而不是被动接受政府的安排。这是遏制“撤点并校”盲目冲动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