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不同场合，“鼓吹”高校实行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包括给学校招生自主权，学生教育选择权，同时推进高校“教育为本”的管理制度改革。对此，经常有人发问：“真自主招生行得通么？”

这个问题，换个角度，可以变为“我们真想进行教改吗？”

    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关于自主招生能不能行得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进行真正意义的教改，政府管理部门就必须放权给学校和受教育者，让学校有办学自主权，受教育者有教育选择权和评价权，在这样的整体思路下，实行真正的自主招生，也就有了基础。而如果政府不放权，那么，就不要提教改了。离开了放权这个核心议题，在政府与学校关系（财权、人事权、评价权）不调整的大框架下，可以说，任何“改革”，都会偏离改革的初衷与本意。

    我国过去七年间的自主招生改革，就是在政府不放权、学校不改革、受教育者教育选择权没有扩大的基础上推进的——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各自为阵且过程并不公开不透明，高校依旧实行行政管理而非学术管理，每个考生在高考中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由此让大家对这样的自主招生充满畏惧：学生的考试成本大增、权钱交易空间扩展、弱势群体上名校机会可能减少。

不难理解大家的忧虑，如果高校扩大自主招生，但是却不进行相应的管理制度改革，以扩大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为名，行假自主招生之实，受教育者的平等受教育权必然受损。其实，政府不放权，却进行“改革”，最终使“改革”变为对受教育者的折腾的事，一再上演，以至于让大家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是否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已经没有多大信心。更对不放权之下的教育改革，抱有戒心。

从利益角度说，政府职能部门当然不会主动放弃直接管理大学、评价大学的种种好处：官员可以去大学当领导、成为“学者”；可以通过评估、评审、审批，将手中权力变现；可以到大学去视察，享受六七个校长接待的良好感觉；甚至可以一个电话，搞定某个学生的录取……有大学校长就曾说，一些机关的小公务员，手中有小小的权力，就可对大学老教授指手画脚。谁愿意失去这么美好的权力，把权力交给学校呢？

    我们从来就不期望政府管理部门主动交出手中的权力——从维护并增大既得利益角度看，他们不想方设法增大手中的权力才怪。而是需要通过舆论监督、法律监督与制度建设，让他们不情愿，但不得不归还属于大学和受教育者的权力与权利。

这才有舆论对本科教学评估的追踪报道，说这种泛滥的评估，导致严重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不利于教育的发展，在舆论的监督下，教育部门虽然没有宣布取消教学评估，但也表示要改变评估的方式；这才有舆论对高考违规加分的曝光，在接连不断的加分丑闻面前，教育部的明确表态是，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同样，虽然依法治教的现实不容乐观，但是，新《义务教育法》在2006年9月1日实施，还是将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取消重点班、重点校，纳入法制法轨道，随着法律的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已经实行免交学杂费，择校费、借读费也相继被取消。另外，为了加大教育执法力度，呼吁由人大问责政府不履行教育法律责任的声音，从未停息。

要求政府管理部门放权的道路是漫长的，而包括提出改革建议本身，也是一种民间力量与政府部门利益博弈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一直主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不能仅由政府部门主导，而应该由多方力量参与，民间的改革方案，同样应该进入决策视野与程序。

而从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求看，当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加剧，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十分困难、人才培养质量严重下降、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不具备竞争力（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的持续发展），政府部门不放弃部门利益也不行，即便高校不要求政府放权，而甘愿成为有行政级别的一个“政府部门”（实际情况是,近年来高校一直在不懈地争取更大办学自主权），社会的发展也会迫使政府部门转变管理教育的思维，以摆脱人才培养质量低下、国家创造性活力缺失的困境。毕竟，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政府部门举办教育的目标之一。

事实上，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广泛征求教改意见这一举措本身，我们也可看到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教改的迫切性，我们更期望这种迫切性，能启动“放权”改革的思维。只有如此，才能有真正意义的教改。如若我们事先就认定政府管理部门无论如何也不放权，那么，关注教改，还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