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就媒体报道的《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正式回应：“我们测试的目的不是验证运动员证书的真伪，而是验证其体育水平和运动能力是否达到高考加分的标准。至于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我们的验证范围之内。”该院也指出，根据往年的情况来看，也有个别考生因投诉举报被查实而取消加分资格的。（新京报5月17日）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回应，表面上看，是基于教育部门的职责范畴行事，因为运动员证书不是教育部门发放的，所以“无权”去验证运动员证书的真伪，即便有运动员证书的人，经测试验证没有达到高考加分标准，也只有取消高考加分资格，而不是进一步去查证这个运动员的证书是怎么获得的。

这样的处理，虽然在运动员证书之外再加一道测试程序，排除了不符合加分资格者，但是，对于想谋求通过这一渠道获得加分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实则意味着“零风险”，取消加分资格，对于本没有条件获得加分者，是那门子处罚？——哪怕没有任何体育水平和运动能力，通过权势运作，可以获得国家运动员证书，就算在进一步的测试中，被打回原形，最差的结果，就是“取消”加分资格，而不可能去追究怎样违法获得运动员证书的责任。

这让笔者想起2006年轰动一时的湖南体育特长生造假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湖南省应届高中毕业生体育竞赛优胜者统一测试”时发现，弄虚作假现象非常之多。有不少持有“体育竞赛优胜者”和“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的考生，不会跳、不会投球、不能跑。一些三级跳远的考生连沙坑都跳不到，参加健美操测试的考生连韧带都压不下……媒体曝光之后，引起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度重视，当时表示，“总局已经就此进行调查。经调查，如果可以认定湖南一些地方滥发运动员等级证的情况属实，总局将对有关部门进行取消其运动员等级证颁发资格的处理；如情节严重，涉嫌违法的，不排除将有关人员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可能。”

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所获得的消息是，湖南2007年暂停二级证审批，而却未见司法处理的结果，也就是说，涉及1000名学生造假的案件，最后以暂时关闭体育特长生通道作为处理结果，而没有对当事人追究法律责任。

这就不怪乎加分政策中权势的张狂了，而面对这张狂的权势，普通百姓只能要求取消高考加分，回到“裸考状态”了。

其实，现行高考制度中的加分政策——那些本身就明显不公平的加分政策，如高管子弟加分、职工福利加分、特权加分等为违规制订，不在此列——对单一的分数录取标准，具有一定的修正作用，公正执行加分政策，有利于一定程度引导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也就是说，在高考集中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于有利于鼓励学生特长、个性发展的加分政策，核心在于怎样力保其公平的执行。就加分政策中出现的腐败行为，应严肃处理，以给加分政策公平的环境。而眼下，由于对加分政策中的腐败无法严惩，加分政策有被全部叫停、取消之势。

不妨设想，如果对于几年前的湖南体育特长生事件，在媒体曝光之后，司法部门（而不是地方体育部门的上级管理部门国家体育总局）即介入调查，严肃处理每一起造假事件，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加分政策继续保持，而其环境得以净化；同样，对于浙江省的这起加分，教育部门应该在复测之后，公布复测不合格者，在此基础上，司法机关应以体育部门存在违规发放证书的行为为由，迅速介入调查当事人是怎样获得特长证书的，并追究违法责任，加分政策的公信力也不至于如此不堪。

某项加分政策出现腐败，立即要求被取消，而不是打击腐败，这是对违法行为的退让，这种退让，并没有呼唤出对权力的约束机制，而没有受到约束的权力，必将继续以其他的方式，去谋求他们的利益，因为，在软弱的法律监督面前，他们不需要为违法承担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