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调查的深入，贵州师范大学严重违规招生进入人们的视野，近日，关注这一事件的舆论火力，都集中向这所学校开炮。

　　舆论质疑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工作负责人、参与这一事件的学院院长和校领导，这都是十分正常的，可是，我们注意到，有一种倾向，是把这所学校描绘为“黑校”，并断定“这样没有丝毫文化羞耻感的学校，很难形成健康价值与正当秩序的力量，也很难真正培养有文化知识、有理性思辨、有行动担当的现代公民。”对于这种舆论意见，笔者不敢苟同。

 

　　毫无疑问，这是贵州师范大学建校历史上的最大丑闻，但是，如果把这一丑闻，与全校师生捆绑在一起，则十分不妥。任何一个集体，都难免会出丑闻——即便是世界一流大学，诸如哈佛、耶鲁，也会有学术不端等事件发生——但对于丑闻的抨击和处理，必须坚持的原则是，针对与丑闻相关的人，而不是由此否定整个集体，因为个体（哪怕多个个体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行为有制度原因），并不能代替全部集体，大学，也不是少数几个人办的，我们可以批评个体的行为为集体带来耻辱，要求集体对个体进行严惩，并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建设，防止类似丑闻发生，却不能把这个集体就称为“黑校”、“黑店”。

　　从批评的角度看，从个体骂到集体，是过瘾的，在当下，也是有事实依据的——我们可以从贵州师范大学的招生中找到招生制度的严重漏洞，也可以从一个学院的院长行为中找到培养管理的不负责，还可以从贵州师范大学的权力腐败推论到全国其他高校，但是这种“逻辑”，更多时候，会造成另外的结果，即个体的责任承担、责任意识，往往被集体环境消解，而集体为了防止个体的丑闻，影响集体声誉，往往对个体行为进行包庇纵容，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某所学校某位教授被检举学术不端，按照处理学术不端的规定，学校应就事论事，严格调查、严肃处理，可是，学校在处理时，总会思考，这样处理，会不会带来对集体的影响，于是，往往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淡化处理，按下检举，当作没有事情发生；二是内部处理，对外秘而不宣。这就是近年来高校学术不端，很少有自己曝光，大多由媒体揭发，再进入调查处理的原因。而且，我们经常看到，网上对某所大学教育与学术丑闻的讨论，往往会从刚开始的理性分析，逐渐变为不同学校之间的教师、学生相互掐架，从捍卫“声誉”出发，指责对方学校也有腐败……

　　一件丑闻的发生，个体和集体，应该承担不同的责任，而不能不分个体、集体，将他们纠缠在一起。就贵州师范大学这一事件而言，先应调查招办、院长、校领导在这一事件中做了哪些违法的事，再调查这所学校的招生制度、培养管理制度、人事制度存在的严重疏漏，并进而依据个体的责任，依法进行严惩，根据制度的漏洞，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这是制度不断得以完善的过程。而不应简单地把几个涉嫌违规的人的言谈，和学校的整个制度、整个环境全部对应起来，从对几个人违法行为的追究，到对整个集体的声讨，迷失在集体语境之中。

　　教育制度的弊端，是有目共睹的，在以上的声讨中，我们再次感受到社会对革除教育弊端的迫切心情。但是，我们是否思考过，正是这种个体和集体的权利、责任界限模糊，才使得今日教育制度显得错综复杂，处理个人，涉及制度，抨击制度，受到既得利益个体的阻力。改革教育制度，正需要明确个体、集体的权利和责任，对于大学来说，更应该突出教授个体的责任，并建立与之对应的制度。其实，这是公民社会处理问题的基本逻辑，而这样的逻辑未得以建立，与公民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有着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