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附属中学原领导班子被“一锅端”。 从2004年到2007年间，原校长唐运南伙同原党委书记许剑等人对招收初一学生暗箱操作，分数不够用钱买，从而形成一个1600万元的所谓“捐资助学款”小金库。随后，他们通过虚报账目、加班津贴、直接私分等手段侵吞巨额公款。（南方都市报 3月17日）

联系到此前两会期间，几名政协委员“花钱买分数”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说，有些人的孩子分数差几分，希望用别的方式补偿，花点钱进入一个学校，是正常的，有些专家认为金钱不能打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谁要是给我500万,我绝对降他20分录取，100万我可以留在自己学校，400万可以捐给其他学校”。 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中国首善陈光标建议：富人的子女要读名牌大学，差一点分都可以收，但要高额收费。然后，把这些富人掏出来的钱，用来帮助穷人的孩子上大学，最终实现教育公平——再来看这则消息，就不难发现，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中，“花钱买分数”有着四重不公平。

首先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公。中小学的“捐资助学款”，大家并不陌生，与我们理解中的企业家、家长主动拿出一笔资金捐献给学校不同，这里的“捐资助学”，其实就是择校费、借读费的变称——政府明令禁止收取择校费、借读费之后，一些中小学以此取而代之。而之所以存在择校费、借读费，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资源不均衡，有学校的办学差距，就有挡不住的择校行为，与择校相连的“捐资助学”才会红红火火。换句话说，“花钱买分数（入学机会）”在基础教育阶段，是教育不公平的直接结果，学校是利用国家的资源在做“买卖”。分析广西大学附属中学事件，我们发现，委员代表们建议的 “前半部分”（可以让分数低者缴费进学校），其实早已经在一些学校实施了，而且得到主管部门的许可，如果广西大学附中的领导们按照规定，把所有按照分数差距不等收来的“捐赠助学款”上缴到由广西大学统一管理的帐号，而不是领导们私设小金库瓜分，他们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

其次是入学标准的不公。这一点不需多加论述，在国外，私立高校降低标准招收一些捐赠者的子女，也会引来公平质疑，就更不用说我国的学校，多为公办，纳税人应该平等的享有国家教育资源。虽然“花钱买分数”可能涉及的人不多，但是，这少部分人可能挤占贫困家庭学生的入学机会。

再次是政策执行不公。据报道，广西大学附属中学的领导，除了公开收取“捐资助学款”之外，还有其他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职权挤占招生指标，直接收取学生家长所谓“捐资助学款”后占为己有；另一种是以上级领导打招呼为由，两头欺骗，骗取家长和学校财务人员，自己从中截留。从中可以看到，“花钱买分数”规定，执行并不公开。这其实为教育腐败提供了新的途径。

最为重要的是结果不公平。委员们建议的“后半部分”，是把收来的钱给其他学校、给贫困生，以此“促进教育公平”，但是，这在广西大学附中却不见踪影，以上广西师大附中收来的钱，排除学校领导谋取私利的因素，根本没有半点分给其他学校的意思。事实上，近年来各中小学收取的择校费、借读费，其实大多归属学校自身的财务，并不是作为均衡义务教育基金使用，这造成越是办学实力雄厚的学校，越能用各种名义赚到钱，进一步拉大与薄弱学校的差距。同样，大学把向富人收的钱，又真能用到贫困学生身上吗？

就事论事，如果学校根据分数情况向部分学生收取更高学费（“捐资助学”也好，“议价生”也好），其基本前提是所有收入、支出公开透明，收怎样的学生、收多少费用，收费用到何处，都清晰可查，基础教育的收费，全部注入当地“均衡教育发展基金”，高等教育的收入，全部注入学校“贫困学生奖助基金”，并接受所有教师、家长、学生的监督（学校相应成立家长委员会、教师委员会），那么，收费并非完全不可。就拿建议者们常提的国外一些私立高校来说，他们确也存在收取“议价生”的情况，但即便是“私立”身份，他们也时常面临公平的争议，而为回应公平质疑，这些学校政策公开，执行透明，从而未动摇学校的公信力。或者说，最后执行结果的公平，包括按规定操作、收费用于奖助学金，减少了对入学标准不公平的质疑。

所以，从根本上说，我国学校并不具备实行与考试分数挂钩的“捐资助学”与“议价生”的制度环境，在笔者看来，实行委员代表们建议的最大问题，在于学校没有相应制度，保证政策执行的公信力，导致从“公平”出发设计的制度，只会加重不公平。

    解决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其一，必须依靠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推进教育公平，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情况下，基础教育的择校行为才可能减少，“捐资助学”才可能回归本质。

    其二，必须推进学校管理制度改革，当学校没有透明、公开的财务体系，没有家长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对学校领导的办学行为进行监督、制约，各种乱收费几乎不可避免——明眼人知道，如此财务管理，所有学校都有可能没有积极性，中小学收来的钱几乎完全用于其他学校的发展，大学则全部用在学生身上，这与领导的收入、老师的待遇何关？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意味着对学校过去长期不透明的财务管理的冲击。当学校领导没有了为自己谋福利的积极性，那么，“捐资助学”也才可能得到制度保障，真正用到发展教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