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高架桥之争:大学与政府如何相处
(2008-07-04 06: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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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武汉一高架桥因紧邻武大遭校方反对停工。武汉市民对这座高架桥寄于了“天堑变通途”的希望,竣工后可以解决数十万人的出行难题。但对于比邻大桥的武汉大学来说,这个钢筋水泥的巨型建筑如同噩梦。高架桥一旦成型,将有几十米长的桥身横跨于武汉大学侧门外。除了影响学校的人文风貌之外,距高架桥旁十几米远是一个被称为茶港社区的教师宿舍区。(中国新闻周刊7月2日)
一所著名高校与一个中原重镇之间的这场冲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人感兴趣于教育部直属的武汉大学,为何可以与当地政府叫板,是因为其党政一把手拥有与武汉市长一样的“副部长”级别,还是教育部直属的身份?如果换着省属高校、市属高校,或者行政级别仅仅为正局级的高校,会不会就此向政府妥协?有人则把此事,与此前教育部要求重点高校在当地招生比例不得超过30%联系起来,认为随着重点高校在地方招生比例减少,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当初共建的“蜜月期”将过,关系可能趋于平淡;还有人则感慨,部属高校总归不是当地政府教育工作的重点,不会贴心地考虑部属高校的发展与利益,因此,事先规划时没有听学校的意见,造成了这起学校和地方政府的冲突。
总之,在部属高校和地方政府的冲突中,大家似乎都可以找到各自的看点,并预测着这场博弈可能产生的结果,是政府获胜——继续按规划施工,还是学校获胜——政府修订规划,另设方案,抑或是折中——双方让步。
而抛开纷争,透过这场冲突,我们不妨来梳理部属高校与地方政府,究竟该有怎样的关系,才能做到彼此双赢,共同发展。
从根本上说,目前决定政府与学校关系紧密程度的是两大权力,一是财权,二是人事权。在人事权方面,部属高校,学校主要领导的选拔、任命权集中在教育部,省属(市属)高校学校主要领导的选拔、任命权,集中在地方政府,因此,从直接利益角度,部属高校听教育主管部门的命令多一些,而地方政府对部属高校的领导、管理则少一些。在财权方面,部属高校,从政府获得的拨款,更多来自中央部委,只有在与地方政府共建之后,获得地方政府一定的投入(有的地方政府承诺与部委投入1:1配套),而作为对地方政府资金投入的回报,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为当地服务,具体表现在扩大在当地的招生指标,以及办学面向当地的产业经济发展。
财权与人事权的不独立,造成高校在办学中,必须紧跟手握财权、人事权的主管部门,这事实上,造成了高校办学存在的行政化、功利化、地方化问题,也使坊间广泛流传高校与政府间关于级别、地位的争斗故事。前不久,笔者曾撰文,说提高高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在教育部门的领导看来,是无奈之举,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级别,就无法获得话语权。把这样的话,放在这次冲突的现实中,颇耐人寻味。
无论从高校发展角度出发,还是从政府建立与高校良好的关系出发,都必须调整政府与高校之间固有的人事关系和财政关系,赋予高校相对独立的人事权与财权。在笔者看来,首先需要破除“属”的概念,即改目前的“部属”、“省属”为“国立”、“省立”,这一字之改,意味着政府作为举办者对高校有着投入经费的责任和义务,但学校并不“属于”某部委、某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办学的事,要交给学校自己。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参与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决策的方式,确定高校的发展战略,但不干涉高校的内部事务,不以高校办得好与不好,作为自己的政绩与业绩,而应以是否依法保障对高校的投入,依法为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作为职责的首要。
这样的调整,会根本上改变政府的教育发展观。对于教育主管部门来说,不仅仅看自己直属的高校办得如何,而是给所有学校提供平等、自由的办学环境与教育竞争环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除了给“省立”高校投入资金之外,其教育发展任务是,给所有当地的学校,提供学校所需要的服务,而不再因学校的亲疏,影响在地区发展中对学校发展规划的整体考虑,把自己置身于“关系疏远”的高校发展之外。
当然,高校要争取自己有更大的独立性,还在于在获得政府投资之外,拓宽办学资源渠道,如果高校的办学资金仅仅来源于政府投入与学生收费,很大程度上,学校的办学必然受制于政府部门,即便国家、当地政府建立了专门的教育拨款委员会,学校也会从维持学校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出发,顺从政府的安排,而且,这种把经费来源寄托在政府部门身上的做法,也必然导致学校的办学,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好,学校发展好,当地经济发展不好,学校发展也受阻。这种情况,十分鲜明地体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教育与东部地区教育极大的差异上。
再回到这起冲突本身,笔者认为,不管从政府应该给当地所有学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还是从城市规划应该遵循的程序看,当地政府的规划决策,都欠思量。在规划时,必须对规划方案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充分的调查与论证,举行听证会,由此制订的方案,必须提交人大会审议,没有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其结果必然导致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受阻——这次我们看到了一个可以抗衡的力量,让政府“停工”,由此使规划的问题显露。从这起事件中,政府不仅要学会如何处理好与学校的关系,更要学会民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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