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今年面向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不得低于去年，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

教育部的这一做法，被认为是防止地方大学土本化，同时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重要举措，此间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但，正如以前众多举措“雷声大雨点小”一样，大家不但希望看到“表态”，更希望这能落实到具体行动之中。而就现实来看，降低重点大学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比例，有可能遭遇以下难题而推进缓慢，甚至有可能出现另外的“变通”情况。

重点大学在当地招生比例过高，一般有两大原因，一是重点大学获得当地政府不小的投资，作为回报，高校相应扩大在当地的招生规模。从1999年启动985工程以来，不少部署重点高校都成为教育部与当地政府共建的大学，获得当地政府不菲（与教育部重点投资1：1配套）的办学资金。比如上海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在985第一期中，分别从上海市政府获得3年共6亿元的投入。

二是我国重点大学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近年来考生报考对发达地区的高校趋之若骛，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扩大在当地的招生规模，也有满足当地考生报考需求的考虑。比如，浙江地区只有浙江大学一所985高校和211高校，浙江本地考生除了选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少数“外地高校”之外，大多选择浙大，这使浙大的本地招生比例接近70%。还比如，上海有9所211院校，但上海考生本地情结十分严重，高考一本志愿基本上都选择上海高校，这使得前几年上海高校不断扩大本地招生比例，一般达到40~50%。北京地区的重点高校大多没超过教育部规定的30%“警戒线”，但对应这一数据，有两个基本事实，北京地区高考考生只有10万，而北京地区的211高校有23所。

所以，要降低重点高校在本地的招生比例，就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如何协调当地政府投入与人才培养回报的关系。如果对应于招生规模缩小，当地政府的投入也减少，那么办学资金本就十分紧张的高校，将进一步面临经费难题，招生比例确定由此成为地方政府、教育部和学校间的博弈。在当前办学环境下，博弈的结果包括，高校降低当地招生规模，但相应的国家增加对高校的办学经费投入；高校稳定当地招生规模，但总体上扩大招生规模，由此稀释当地招生比例（对应于当地考生减少，高校把招生计划投向外地，也是同样的道理）；高校把自主招生的机会（或机动指标）更多放在当地，在公开的招生计划数字上玩游戏。后两者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甚至影响高校办学质量和公信力；而前者则依赖于国家是否增加投入，地方政府有无投入高校的长远规划。

二是当地既得利益的压力。客观上说，重点高校从新分配比例，从当地招生计划总量上，并不会影响当地的升学机会，比如浙江大学增加50个计划到上海，上海增加50个计划到浙江。但是，由于考生的志愿填报选择，往往对区域和学校有明确指向，这会使重点高校降低当地招生比例遭遇阻力。事实上，不影响整体录取比例情况下，调整单个学校的招生比例，从学校角度看，区域间可能趋向公平，但是从整体录取机会上，还是保持原有态势，而即便如此，都遭遇阻力，更何况对整体的升学录取机会进行大调整了。

重点大学的当地化，是长期来教育不均衡发展、教育资源被政府高度垄断的结果，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必须从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上着手。从学校角度看，大学办学要拓宽经费渠道。大学把主要办学经费来源寄托在政府身上，必然导致学校对政府的依赖，以及办学严重受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政府角度看，必须给大学获取资源创造条件，这就必须打破对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建立高等教育的多元发展模式，包括允许民间资金投入公立重点大学，或者直接参与创办高水平大学。

与此同时，对于重点大学去当地化，还需要有一个日程表，这可以促进教育管理部门推进教育改革的紧迫感，在解决具体的难题中，加快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