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编制的《2007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公布了505名入选2007（首届）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的学者。除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外，该报告还列出了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所属单位分布、所属学科领域分布以及毕业院校等。

针对这份榜单中，没有在高等教育学领域被称为泰斗的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在经济学领域久负盛名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吴敬琏、在法学界享有盛誉的吉林大学教授邓正来以及中山大学教授刘小枫等，不少议论认为，这份榜单有太多疏漏，不够权威。

在笔者看来，这还不仅仅是疏漏与不够权威的问题，而是其评价的导向存在严重的问题，对什么是杰出的社会学家的概念都不甚清楚。

不妨看看这份报告所采取的遴选“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的6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要求必须是二等奖以上第一完成人；二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要求是一等奖以上第一完成人；三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委员；四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包括委员和荣誉委员；六是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人文社科领域的特聘教授。

分析这6项指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官方奖励为主；二是以学术头衔为要。官方奖励就代表学术贡献？姑且不论近年来在各种评奖中，出现各种跑奖要奖的不良现象，以及有的获奖的第一作者并非实质性的成果贡献者，就人文社会学科而言，获得官方奖励的并非意味着最高的学术成就，甚至有一些在学术界影响广泛的学术成果，根本难以获得官方评奖的青睐，以及一些学者从来不去申报什么官方奖励，这些情况，略知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研究者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学术头衔就代表学术水平？众所周知，在行政主导各类资源配置的教育界、学术圈，学术头衔的产生，往往与行政身份密切相联，学术头衔不依学术水平高低评价，而是掺杂了权力、利益等诸多因素，“官大学问大”几成定势，况且，一直以来，学界有识之士就反对把学术头衔与学术水平紧密联系，而呼吁应关注每个学者的真正学术成果。更令人可笑的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本是通过对部分青年学者提供资助，使他们能安心做学问，从而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为此，奖励计划执行部门还对他们进行考核，但是“长江学者”的头衔在现实中却异化为了学术荣誉，同样的，还有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等各种基金、研究项目，获得基金者、课题者，根本还没有做出成果，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学术荣誉”。对此，学术界曾有比方——现在是比谁施肥多，而不是谁产量高。施肥多没产量的，受表彰；没施肥少施肥靠精耕细作获得高产的却面临生存危机（因为他们的课题数、经费数通不过考核）。

事实上，进行此项研究的研究者也“无奈”地发现，一些入选者在社会科学范围的学术造诣并不彰显，因为按照他们选定的指标，一些获奖第一人并不是该学术方面的权威，而是相当于学术召集人这样一个身份，同时这些人还可能是高校领导。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学者在业内的学术声誉与国家的评奖、荣誉等不相称。

把官方奖励、学术头衔作为打榜的主要指标，其实迎合了当前学术圈看重奖励、看重头衔的“时髦风尚”——多少“学者”，不就在努力奋斗，去争取奖励、争取项目、争取头衔，并以奖励、项目、头衔去获得新的奖励、项目、头衔呢？进入此榜的诸多杰出社会科学家，说不定会在自己申请下一次奖励、下一次课题、下一个头衔时，把进入此榜的“荣誉”也列进去，而此榜在下一年度发布时，也会以获得杰出社会科学家的肯定，作为宣传的重要资料。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而另一方面，此研究报告本身，也进一步反映社会与学界的浮躁。笔者理解为何研究者要选取眼下的“指标”，除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之外，再就是获取数据容易，把相关奖项列出来、相关头衔找出来，就十分方便地排出了名次——这与高校内、科研机构里进行职称评审、考核评价，几乎完全一致，大家看的都是这些显性的指标。而在关注这些显性指标的同时，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值得尊敬的学者，却被冷遇了。这样的“研究”，无益于促进学术研究，而只能增添学术的功利与浮躁。

当然，真正杰出的学者，是不会在乎这种排行的，而杰出的学者，也不是靠排行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