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完成，经过换届和调整，省市县乡党委班子职数均比上届减少，分别减少775个和33236个；党委副书记实际配备人数也比上届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其中，换届后的全国31个省级党委除西藏、新疆保留4位副书记、内蒙古保留3位副书记外，其余各省、区、市党委副书记职数均为两人，其中一人兼任行政首长，另一人为专职副书记，“一正两副”模式成为地方党委领导机构的主要形式；县乡则分别减少5165人和41476人；党政交叉任职也比上届有所增加。

领导班子职数的减少，党委副书记职数的减少，被认为是此次换届的“亮点”之一，体现了精简、高效的原则。笔者不由想到，中国大学的班子领导职数，副书记、副校长职数是不是也应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进行精简呢？

查阅高校网站，我们得到以下数据，985高校、211高校一般有党委副书记4名，有的985高校（亦被副部级高校）还设一名常务副书记；一般有副校长7~8名，有的985高校还设有多名常务副校长。以北大和清华为例，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3名，副校长4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名，党委常务副书记1名，党委副书记3名，校长1名，常务副校长1名，副校长7名。

对应于这样的领导规模，高校一般拥有20~30个不等的党委职能、行政职能部处，每个部处的副处长一般有3~4名（还不包括处级调研员），也就是说，仅从机关层面分析，高校管理机构中就拥有100多名处级干部。如果再考虑院系分党委、总支班子，院系行政班子，高校真可谓“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领导职数的过于庞大，已经被充分论证是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对于高校来说，臃肿的机构、庞大的管理队伍，不但花费本就不充足的办学经费，导致大学办学成本居高不小，而且，造成本应属于办学性质的教育机构，成为官场气氛浓郁的行政部门，甚至有进一步“衙门化”的趋向，大学，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行政长官办学。

大学的行政化，早已被诟病，被认为是影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但是，近年来，大学行政化的趋势，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走势坚挺。其中，将部分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确定副部长级，按副部长级干部的级别来配备，是最明显的标志。有人认为，将大学分为副厅（专科层次高校）、正厅（本科层次高校）、副部（目前有30多所重点高校），是让大学处于不平等竞争。而事实上，学校行政级别的最大影响，在于领导的办学价值取向，首先是官员立场，其次才是教育者立场，行政级别的差异将诱导高校领导为追求级别而追求大学的办学层次，而行政级别与社会官场的对接，直接导致高校领导看重政绩以及仕途发展而可能置教育规律于不顾，乐于追求短期效益、完成数字指标。一些副部长级高校之所以设置3个常务副校长，基本上不是出于办学需要，而是出于级别考虑，因为“常务副”是正厅级，而“一般副”则是副厅级。

笔者认为，十七大之前地方换届传递的信号，值得教育界深思。连党政部门都在走班子精简之路，作为教育部门的大学，精简班子，也恰逢其时。为此，有三点建议。

一是减少党委与行政的副职数。国外著名高校，最多一名校长，三四名副校长，这就是整个校领导的“规模”。虽然我们有现实的国情，但是，过多的副职，只能导致党政功能的重叠，以及领导分工的极度细化，必然出现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活的局面。从目前情况看，高校的党委班子与行政班子，均可至少缩减一半，党委副书记最多设置2名，副校长最多设置4、5名。

二是尝试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兼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当前的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中，党委怎样领导、校长如何负责，一直是高校的难题，一些高校中，书记与校长之争，贯穿在战略、人事、财务之中，折腾了不少人的精力。除了可以尝试党政交叉任职之外，有条件的高校（校长为党员），实则可以试点党委书记与校长的兼职，这样，不但可以减少职数，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内耗，提高“校长负责”的可能性。

三是发挥学术机构的决策职能。也许有人会担心，减少职数和集党委书记和校长于一身，是否会导致权力更集中，一把手更缺乏监督。作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的大学，关于教育和学术的决策，其实应该由学校的学术机构做出，而不能依靠党政会议。只有党政在学术决策中的作用弱化，才能突显大学教授会、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地位，才有实现教授治校的空间。

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被广泛认为是中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问题，才可能让大家看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希望。当然，以上的建议，只不过是现实环境中我们有条件可以尝试做的事，对中国大学来说，全面取消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