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引进”曾被认为是高校引进人才的创新之举——这种不改变引进人才“身份”，“不求人才为我所有，但求人才为我所用”的做法，在过去几年时间中，被高校广泛采用。一些高校，在总结人事改革经验时，对这种“柔性引智”方法大书特书——引进了多少海外著名学者，招来了多少院士、大师，“大大改善了教师队伍构成，提高了教师队伍质量，并由此带动了学科的发展”。

这一切，最近被丘成桐教授一番关于北京大学海外引进人才大多是“假引进”，而被捅破了窗户纸。丘教授指责的，不是海外人才不货真价实，而是海外人才的工作，往往是只拿好处，很少干活，实在“太水”——这种情况的起因，便是兼职引进，海外人才不放弃国外的工作，利用学术休假这一极其没有保障的“业余时间”来国内高校逛逛，“参与”国内高校的一流建设进程，“指导”国内高校的学生。

之所以说丘教授捅破的只是“窗户纸”，是因为这种情况，在国内高校其实并非秘密。从引进人才的起因，到引进人才的管理，再到引进人才的成果考核，我们的大学领导、人事官员，以及普通教师，其实都很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笔者在此不再讨论高校引进人才的诸多问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已经有详细的叙述。笔者想关注的是，兼职引进人才，在当前的中国教育界有没有前途？

       从中国高校的实际看，要“全职”引进优秀的人才，尤其是一流人才，有着诸多的实际困难。除了大学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引进方个人、家庭以及所在单位的“配合”，往往一名优秀人才愿意被引进，但却受到来自家庭的阻力和原单位的阻碍。“兼职引进”由于其“灵活性”，得到大学和引进个人的欢迎，被认为是双赢之举。

       然而，现实中这种“灵活性”下的“双赢”是什么呢？

学校一方——一是数字的美观，有好事者曾统计过我国高校的“真实院士”数，发现一所学校居然有4到5种不同口径公布的院士数，全职在学校工作的院士，有的还不到学校公布院士数的一半，这些院士数，就是学校靠“兼职聘请”来的；二是评审的优势，那些被“兼职聘请”的人才，他们在各种场合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可以为学校争来项目、争来经费、树立形象。丘教授说引进人才“不干活”，在学校看来，这显然不成立。学校是不会关注像大众关注的“取得什么学术成果”这样的“小儿科问题”的，他们关注的是怎样获得更好的学校“发展数据”，怎样从国家那里获得更多的“资源”，“兼职人才”在这方面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他们来不来学校工作，“根本就不是问题”。这，也就是学校为什么力保“兼职人才”的原因。

兼职人才一方——一是“全职”的薪资，不少兼职人才，包括院士、长江学者，在高校里虽然工作时间不固定，可却是“全薪”；二是学术资源，由于被引进“兼职”的对象，往往具有极高的“引进价值”，他们在高校中，扮演的是获取资源的筹码的角色，作为回报，在薪资之外，他们也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对于这些几乎顺手牵羊得来的学术资源，他们有学术成果回报吗？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比如，在自己本来进行的研究中，顺带以兼职学校的名义，发表了一、两篇国际杂志论文。这更是让兼职学校很是“舒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兼职引进的这般“双赢”，在目前中国教育界——以数字论英雄，以政绩论英雄——可谓“大有作为”。

但是，这种灵活性的“双赢”的背后，恰恰是高校办学的错位，是教育发展的歧路和学术风气的败坏。从追求高校真正的发展角度看，大学的人才引进，不可以这般“灵活”。

这种“灵活性”下，即便有考核——很多时候，学校为了形象、评审需要，是求着让对方“兼职”的，对方“兼职”实在是“买学校的面子”——但由于考核指标本身就意味着高校看重的不是对方为自己带来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实质贡献，怎能做到要求对方一定工作多长时间，一定做出多少成果呢？

这种“灵活性”下，对方其实不用负太大责任，而高校承担的学术研究任务和人才培养任务，是需要对方负很大责任的。一位研究生曾对笔者诉苦，说他根本就没有见过他的那位兼职导师，他的副导师告诉他“死了心”，说兼职导师是企业大老板，到毕业也许你也见不到兼职导师的面。

以追求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实质贡献的“兼职引进”，反过来，在当前中国的教育氛围中，却难以实施。因为这种“兼职引进”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外在“面子”，而是为了内涵发展；不是为了在资源争夺战中，去瓜分“蛋糕”，而是在具体的办学之中，引进新的理念，注入新的思想，与现有队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如果不改变高等学校办学的定位，可以预见，“形象工程”、“资源工程”的“兼职引进”将继续大行其道；而真正的有利于办学水平提高的“兼职引进”，将难有作为。从眼下中国教育的实情看，学校宁可以更大的代价，牺牲“灵活性”，对一些看中的人才实行“全职”引进，也许更为合适。但问题是，不改变国内高校的办学环境，又有多少真正优秀的人才能冒“全职”的风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