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载，广东东莞某镇出台奖学政策，重奖被清华、北大以及被复旦、交大等校录取的学子，奖金依录取学校“层次”高低不等：最高的北大、清华“一档”高达50万，复旦、浙大等则每人奖5万，而被其它重点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分别奖1万和3千元。市单科状元和总分状元也有奖励——单科状元每人奖3万，总分状元每人奖10万。据悉，这一奖学政策，还形成完备的“体系”，包含了小学毕业会考奖励办法以及中考奖励办法，原则相同：“奖励”考出好分数，考上好学校。

地方政府出重金奖“考”，不由让人想起去年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另一事件——由于全县高考成绩大面积滑坡，山西省榆社县委常委通过电视向全县人民道歉。两件事情看似不同，但却说明一个问题：政府高度关注高考，关注升学率，将高考、升学率作为“民心工程”、“政绩工程”来抓好、抓实。

笔者认为，这些地方政府如此关注高考、升学率的做法，虽然由于迎合了大众对高考关注的热情，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据各方消息，支持县政府为高考成绩滑坡而道歉并赞扬政府的“责任心”之举的人不在少数，而网络调查也显示，有40%的人认同政府重奖高考的行为——但是，这种做法，无疑将加重应试教育氛围，尤其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路奖励升好学校的做法，将进一步巩固、强化单一的成才模式。

长期以来，将高考升学率，尤其是名牌高校、重点高校升学率作为一个地方教育质量的标杆，已经成为不成文的传统。我们到某地旅游，导游的介绍之中，会提到某地是教育重镇，而依据则是这里出了多少“状元”，这里每年有多少人上北大、清华。而以高考升学率、中考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典型、教师典型的重要依据，并以高考升学率、中考升学率来导向教育资源配置，是各地方政府的“一贯做法”。政府出面向全县人民道歉，或者拿出钱来重奖高考成绩、中考成绩优异者，只不过是这一贯做法的延伸而已。

这种“延伸”，直接宣告了我们多年倡导的“素质教育”向“应试”举起了白旗——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今天都有这样的不公开共识：所有的教育，离开了“升学率”，都是空谈。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中，大学升学率已经不再是关注热点，名校升学率、一本上线率成为新的指标。我们可以想象东莞某镇的这种做法会促成怎样的局面——政府：势必将优质资源集中配置于少数小学、少数初中、少数高中，以此为北大、清华编织“人才摇篮”，搭建“人才通途”，这可以在该镇小学会考奖励、中考奖励中得到映证；学校：势必将优质教师资源集中在重点班、快班，对学生进行以高考为目标的强化训练，并把一些上重点、上本科希望不大的学生纳入中班、慢班、差班，甚至有可能无数次地告诉考生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算上“大学”，以及如果没有希望进本科院校，还不如早点退学或者趁早复读等等（这在一些学校已经是多年发生的事实）；家长：势必在政府和学校营造的氛围中，一心渴求把孩子送进北大、清华，在领取政府高额奖金的巨大光环中，光宗耀祖……这一切，无不是若干前年，我们就“声讨”、“反思”的，而现在，重奖高考的政策却在高调中出台。

改革教育，为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这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也许，在榆社县领导看到，为高考成绩而道歉，彰显了政府重视教育质量的决心；在东莞某镇领导看来，给予各类考生奖励，正是出于对提高教育质量的关注。如果他们真是这样认为——把高考成绩作为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尺——那么，他们的做法，可谓南辕北辙，将更大程度地误导教育。真正担负起政府的“教育”职责，不是直接去干预学校的办学，不是评估考察考核学校的升学率，而是以下两点。一是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本区域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包括教育经费的均衡配置和师资力量的均衡配置，让政府所管辖范围的学生，能够得到同等质量、同等机会的教育，而不能以升学率的差异为标准，进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二是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学校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行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让学生个性和人格得到充分发展，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以考试为手段的教育质量检查，并以这种结果，进一步去影响学校的资源配置和教师考核、评优等。

但遗憾的是，地方政府在当前的环境中，要么没有意识到以上教育职责，要么很难履行以上的教育职责。没有意识到以上教育职责，原因在于政府对发展教育的实质以及对自身的教育责任不清；而难以履行教育职责，则在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必须在根本上进行改革，不对高考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不彻底打破高考神话，高考成为地方政府的民心工程、政绩工程，以及由民心工程、政绩工程演变出的各种教育变调也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