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发不上，发文章吧。本想说说自己如何喜欢《不三不四到台湾》的，太忙啦，留着慢慢写吧。今天和一位希腊戏剧名导谈艺术，回味他讲解的“abstraction”以及“distance in abstraction”，感觉颇有心得，非常舒畅。）

文学翻译确实有各种可能性。我想，以《上帝的女儿》为例，说话者是一位修女，而且是处于比较伤感和追忆的状态中，因此独白的风格可以比较“文”，可以是充满思索的长句子；又因为涉及西方独有的“上帝”“天使”等形象，因此无法也不必追求形式上完全的“中国化”（因为找不到完全对等的中国角色形象，所以只能忠实于原来的文化背景，力求“个人化”的统一，争取确保其情感流动的风格不变）。

我不赞成戏剧的“舞台腔”或“外国腔”，但我以为之所以中国戏剧翻译风格会过于“优雅”，与很多传统有关，包括“信达雅”的理论要求。我读过《茶花女》中的祝酒歌英文版，感觉原歌其实是很俗也很直白的，如果不是改造成现在的中文版本，恐怕大部分中国人会觉得无法接受。莎士比亚也是这样，这家伙荤段子多啦，我们的译者只好往遮遮掩掩的顺口溜上靠。本来嘛，不同语言的戏剧传统就是不同的，中国戏剧（戏曲）重辞藻、教化、演绎的因素本来就更多些。所以，如果翻译线条很硬的西方当代作品（这些作品常常关注最底层生存状态，粗话痞话为数不少），就有如开辟一个新的语言空间，比较有难度了。我还以为，中国戏剧或影视作品做作的腔调，往往与表演者而不是翻译者有关。如果演员能更节制内省活泼自然地表演，很多矫饰是可以避免的。

目前我还不是一个精通各种语体风格的人，因此楼上的批评完全可能适用。在工作翻译中，我们的内容一般以客观陈述交流、以及随和亲切的情感交流为主，又有直接的互动，因此会用很多变化的短句子以活跃现场气氛。如果是文学，那就复杂得多。

《意志的胜利》我只看过少许片断以及记录片的片断，我个人以为其镜头角度、节奏、音乐都洋溢着极其充沛的情感，是很出色的艺术作品（有一种“对人类有信仰”的“战无不胜”的振奋感觉）。然而论其政治内涵，自然不免从根子上有命题作文的尴尬、军事美学的僵硬和德意志民族的自大感。如果楼主有兴趣，对照看看维尔托夫的《拿摄像机的人》，就知道区别何在了。经过20世纪的颠簸，大概很多艺术家都开始发现，生命值得赞美的，往往不是普遍的宏大的目标宣言，而是特殊的活泼的细节体会。平等、尊严、多样、互动，方可略尝上帝创世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