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期间唯一不曾离开华野总部的战役指挥员

                             张雄文               

本文选自《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东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依照常理，应该由司令员负责的华东野战军全军战役指挥，却由最高统帅部出面，明确交付副司令员粟裕负责，这在中共四大野战军中，属于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例。

其他三个兄弟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未设置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和李先念，均无独立的全军战役指挥权。三个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分别由司令员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负责。

1994年12月，刘华清、张震代表中央军委给粟裕平反正名时，明确指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粟裕负责华东野战军（三野）战役指挥的特殊体制，再度由最高统帅部出面予以首肯而盖棺论定。

战争年代，这一体制的脉络其实十分清楚明了。

首先，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于1946年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为几个战役失利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主动表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后：“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

几天后的10月9日，华中野战军所属华中分局负责人邓子恢、张鼎丞和曾山也致电毛泽东，提出华东战区两个野战军合并后，“使粟（裕）能助陈（毅）下决心。”

    其次，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正式指令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与合并后（即随后的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体系:“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再次，华东野战军多次战役取胜或者失利，司令员陈毅都公开坦承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

    譬如1947年3月莱芜战役后，陈毅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七月分兵”不久，华野打了南麻、临朐两场未达成战役目标的消耗战，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检讨。

这说明两点：一不是向陈毅检讨，显然不是司令员交付的战役指挥权，粟裕直接对中央而非向司令员负责；二是检讨的人不是陈毅，显然他不负责战役指挥主要责任。

毛泽东回电慰勉有加后，陈毅也向中央坦诚地说：“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

1947年12月底，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在晋绥对敌工作会议上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际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由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的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1948年1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公开夸赞华东野战军。参加会议的陈毅于这一年4月10日给华东局的张云逸、邓子恢等人写信，介绍回顾了这一情景。

信中说：“毛主席对各中央局的工作均表示满意，且要我顺便传达‘战争仍是华东打得好’（毛语）。在战役上，我特别介绍了粟裕同志的贡献，毛主席亦首肯。”

这一指挥体制的模糊、湮没，是战争停止，江山已定多年后的1958年。

这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粟裕被主持人批判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937页。）”。在毛泽东看不过去，传话到会场“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得好，是为公的”后，陈毅鼓掌通过粟裕的检讨，并说粟裕过去“战场指挥搞得好，主要是打胜仗的”。

陈毅虽然说粟裕“主要是打胜仗的”，但首次将他的“战役指挥”说为“战场指挥”。随着会议后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其“错误”被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县委一级，粟裕在华野战役指挥的决定作用被人为湮没了数十年。

正如中央军委批准出版的《粟裕传》所说：“对粟裕过去的功绩则逐步加以淡化、转移，乃至磨灭。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的重大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及。”

这些军史出版物中，包括了1985年出版的《许世友回忆录》与1995年出版的《陈士榘回忆录》等一些华野将领的回忆文字。

    一个野战军（方面军）的“战役指挥”，显然不等同于与“前敌指挥”相似的“战场指挥”。

    《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说，战役指挥是“方面军、集团军（军）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战役行动的组织指挥。主要是：根据战略方针、意图和受领的任务以及战区敌情、地形等情况，定下决心，制定战役计划，确立所属部队的任务和部署，组织协同和保障，掌握和使用战役预备队，指导重要战斗等。”

    这其中的核心是“定下决心”。这种“决心”，也就是陈毅所说的“军事上多由粟（裕）下决心”，“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中的“决心”和“意见”。

    因此，那种战役中指挥部轮流值班时的“某令”（多见阵中日记），有时出现在非战役指挥员身上，也并不代表其负责战役指挥。如同东北野战军的阵中日记中，偶尔出现的“刘令”，显然不是因为参谋长刘亚楼负责东野的战役指挥，而是司令员林彪。

    如果将“战役指挥”定位为战役指挥的一个侧面“战场指挥”，显然是缩小了粟裕的实际作用。

    近年来，粟裕被军史发现，成为将帅中首屈一指的热门话题。但也有个别先入为主或者叫“印刻效应”者，依然抱着1958年5月粟裕蒙冤后华野指挥体制模糊后的结论不放，认为毛泽东当年那份“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的授权电报，仅为在淮北打仗而设。

    关于粟裕如何以副司令员的身份获得华野战役指挥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中有详尽的叙述。

    它出台的背景与过程很复杂，若简单概括，便是解放战争之初分别率领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作战的陈毅与粟裕，有过3次重大争论：一是先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外线作战之争；二是两淮保卫战之争；三是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之争。

争论与实践的结果是：

山东野战军不慎迭遭不利，以多打少的泗县战役受挫与华中重镇两淮失守，司令部主官分别向中央、华中分局以及山东野战军8师官兵作了3次形诸文字的检讨与自我批评；

华中野战军则在苏中“七战七捷”，被毛泽东通令全军仿效，赢得了其它战区战役指挥员譬如林彪的刮目相看，主动向中央索要这一战役经验借鉴。此外，毛泽东还曾专门致电陈毅，要他“仿效粟裕办法”打仗。

    随后的1946年9月20日，粟裕与邓子恢等人首次提出华东战区的两个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集中行动，陈毅对这一建议很赞同，还特别“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毛泽东也欣然同意：“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这便是随后华东野战军及其指挥部（即华野总部）的雏形。

    然而不久，陈毅与华中粟裕等人之间又为“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产生了争论：陈毅要求率山东野战军返回山东，粟裕等人则主张按原计划实施两军集中行动，先在淮北打一仗再走。

    激烈之时，张鼎丞、邓子恢、曾山3个华中分局负责人甚至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份“勿告陈”的密电，说“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坚决反对陈（毅）这种布置”。

    在此情形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评了陈毅：“现在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

    毛泽东严肃批评后，陈毅决定山东野战军暂缓去鲁南，在淮海地区与华中野战军一道打几个好仗。

这时候，毛泽东才欣慰下来，于10月15日发出了转交“战役指挥”的电报：

 

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告粟（裕）谭（震林）：

删子电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

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方面由叶纵及各警备旅监视该敌，必要时可考虑将滨海警备旅派去。只要淮北胜利，鲁南之敌决不敢深入临沂。总之，转变局势主要依靠你军与刘邓军，而其关键是歼灭薛岳十至十五个旅（你们担任歼灭七至十个旅，刘邓担任歼灭三至五个旅），只要不再犯错误，此项目的是能实现的。

　　                                               中央

　　                                      酉删亥

 

    这份电令，毛泽东改变了9月23日一般性的安排：“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加了最为关键的一句：“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这是毛泽东对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集中行动、指挥部合并后指挥体系的第二次明确指定。

毛泽东与蒋介石“斗法”多年最终获胜，除了他自己出色的军政才干外，善于用人特别是对四个野战军指挥部的主要人事安排，也是他致胜的法宝之一。

战争期间，面对生死一线的严峻形势，战役胜利是第一位的，因而军事指挥员的选定毛泽东予以优先考虑，而其他资历、职务等均居从属位置。他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后安排的这一特殊指挥体制，与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的安排如出一辙。

当东北形势危急时，毛泽东于1946年5月1日指令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掌管前线军政大指挥大权，甚至政治局委员高岗也只能“助”。他说：“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

因林彪与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为战事发生争论，毛泽东为保证军事取胜，还于6月16日果断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则降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不久又将彭真调离东北。

不过，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信任给予林彪军政全权，是为了让林彪不受任何制肘，专心于征战。林彪毕竟不能面面俱到，实际上也仅负责军事。他对与军事无关的大小之事，一概不予过问，被老搭档罗荣桓称为“林总的重点主义”。

在华东战区两淮失守后的危急之时，毛泽东同样将军事指挥的核心之责——战役指挥交付给仅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粟裕，令陈毅、邓子恢与张鼎丞等中央委员协助粟裕。

1946年12月，山野与华野集中作战，第一次使用“华东野战军”番号取得宿北大捷（华东野战军尚未正式成成立，但事实上已存在），便是由粟裕负责战役指挥，在淮北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的特殊指挥体系是可以让毛泽东放心的。

    这个合并后的指挥部后来事实上也延续到了两个月后正式合并的华东野战军，自然也是对华东野战军指挥体系的一种合理安排。

有人忽略这一点，割裂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与随后华东野战军之间的关系，死抠字眼，断章取义，轻率地以电报中“收复两淮”一句，断定“此电是专为在淮北打仗而来的”，却有意无意忽略紧接的下一句：“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这显然是“削足适履”，不愿正视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电报后一句的时间限定，当然不是仅仅“专为在淮北打仗”（即便在淮北的宿北战役，也是以“华东野战军”的名义作战），这个“将来向中原出动”的“准备”，实际是一个当时无法预测和限定的漫长过程。

    后来两军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达到这一目标时，已经经历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到陈粟大军挺进中原豫皖苏地区才算初步实现，以后经豫东、济南战役，直到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才完全实现。

    正因为当时无法预料后面的情况，华野指挥部的成员也相继发生改变。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但毕竟不是神，计划没有变化快，这显然无可厚非。

先是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时，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离开之一指挥部，转往华东军区和华东局工作；

随后，谭震林也于1947年8月离开华野司令部，以华野副政委兼东兵团政委的身份专管华野内线兵团（即山东兵团）；

最后，陈毅本人也离开指挥部去了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也就是“在陈(毅)领导下”的前提也不存在了。陈毅正式回到华野指挥部履职时，已经是粟裕因病疗养的1950年8月后。

不过这时，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番号已经撤销了，他前往的是华东军区指挥部。

当初毛泽东设定的6个人在一起“紧密团结”的指挥部，始终不曾离开的只有一个人——粟裕。

三年解放战争中，只有他“有始有终”坚持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率领华东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南征北战，直到拿下南京、上海，最后又在调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时因病转往苏联治病，回国后调到总参谋部工作才离开这一指挥部。

从这一点说，粟裕是当之无愧的华野灵魂和核心人物。因而《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一书说：“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粟裕）便不能成章。”

    当然，陈毅在华野期间，其前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的“领导”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对华野的贡献同样巨大。但“领导”不等同于“战役指挥”，华野军事还是如同陈毅所说主要靠粟裕。正如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是前委书记邓小平，但“战役指挥”归司令员刘伯承负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