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作品的价值
                                      蒋晓华
 
    我对时下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很不以为然。没有“纪实”，也没有“文学”。这些纪实文学作品的作者在史学家面前，称自己是作家，在作家面前，又称自己是史学家，整个一个怪胎。

    在我的视野里，有这样几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文学上才气不大，但知识面广，北大化学系出身，为《十万个为什么》撰写过不少科普文章，算是科普作家，后来对党史产生了兴趣，写出了不少大部头。这些纪实书籍中的资料多半是他从各种档案馆、图书馆里淘来的，有些则来自于对当事人的采访。实事求是地说，叶永烈是个“劳动模范”，他的这些书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叶永烈是一个热点作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跟风”作家，陈云同志一病逝，他很快就拿出《陈云之路》，迎合市场需求，还对自己的预见性，对自己的写作速度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实在是没多大意思。他这种作品不说速朽，也不可能永久。他的书照搬照抄，堆砌资料，动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有这个必要吗？这些注水肉除了多挣码洋，对读者的宝贵时间实在是一种浪费。叶永烈在史识方面是很欠的，以对遵义会议的评价为例，时至今日，他居然还无视历史事实，高谈什么遵义会议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建议叶老好好读读何方等史学家认真扎实的考证文章，避免浮躁，克服肤浅，改变治学态度，以免贻误读者。

    权延赤的文学细胞要比叶永烈多，写起小说来绝对比叶永烈精彩，只是纪实文学首先是纪实，权延赤的不少作品却背离了这一原则。老百姓中流传的不少诸如周恩来把许世友喝趴下的传奇故事，权延赤都是始作俑者。姑且当故事听就是了，离纪实却是十万八千里了。

    叶永烈、权延赤即使再有不足，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作品至少还有些营养。而师东兵，林青山这些令人作呕的名字，连同他们的所谓“纪实文学作品”，简直就是垃圾了。他们的那些货色，充满了胡编乱造。师东兵的“纪实”，除了大的史实还算真实，细节几乎全都是杜撰的，而且还很蹩脚，那些历史人物所谓的内心活动，心理描写，全是他自己的。林青山和他是一丘之貉。翻他们炮制的文字垃圾，只能是玷污了党史工作者的眼睛，毒害了广大读者的心灵。

    也有一些纪实作品，精华与糟粕混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之子方知今写了一部《陈诚传》，今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就属于这一类型。这部书前面三分之二的篇幅总的来说都还不错，对正确认识陈诚这个中国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有一定帮助。可是到了最后四章，有些地方不知是何原因，有违历史真实，开始瞎胡扯了。在第二十二章《“三个月解决问题”成笑柄》里，他这样写道：“陈毅部取得莱芜战役胜利，便挥师南下，重新占领苏北。张灵甫好大喜功，孤军深入孟良崮，遭致全军覆灭，张灵甫阵亡。于是鲁苏战场国民党变主动为被动，仅能保住济南、青岛、徐州、淮阴等重点城市。”“中共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整个局势发生极大变化，国民党败局已定。”这两段看得人真是目瞪口呆。“重新占领苏北”“仅能保住”都是到了什么时候的事呀？这方知今“知今”还有可能，可是解放战争这段人们都很熟悉的历史，他叙述的居然如此时空错乱，真令人怀疑书中的其它内容是否也是这样信口雌黄了。“国民党败局已定”起码要到豫东战役之后才能看出来，连毛泽东都这么说，“解放战争终于翻过山坳了。”方知今先生居然断定的如此之早，真是神仙！

    再看第二十三章《失淮海，艰苦创业废于一旦》，他这样叙述，“进入1947年，内战形势于国民党更为不利，尤其是东北战场。国民党虽部署了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如当初的驻印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等，但却陷入了林彪的百万大军汪洋大海之中，仅仅能守住几个大据点。”1947年林彪居然就有“百万大军”了，这方先生也太有点搞笑了吧？

    还有更搞笑的，在最后一章第二十五章《魂归兮，黄埔之花纷纷凋落》中，方先生又勇敢地把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提拔成了和居正、朱家骅并驾齐驱的“国民党元老”。历史原来还可以这样创造啊！作为陈诚土木系将领方靖的后人，对何应钦系统的将领感情上有些疙瘩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纪实”作者，却务必实事求是。方知今先生在书中明显地贬损杜聿明，说杜不会打仗，应该承担国民党失掉东北的主要责任，他的论点、论据几乎都经不起推敲。仅举抗日战争中的昆仑关大捷和辽沈战役结束时有条不紊地从林彪虎口中撤出残兵败将，就足以证明杜聿明是与薛岳、卫立煌齐名的国军中能征善战之将。方知今先生以无视历史真实的心态写“纪实”，贬损别人的同时，在读者心目中更深地贬损了自己。

    纪实文学作品，首先是纪实作品。纪实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是纪实的价值。文学当然是要的，但只能是锦上添花，绝不能无中生“锦”。用小说的虚构手法来写纪实作品是坚决应该杜绝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张正隆、张雄文、王树增、邓贤、丰收等优秀纪实文学作家都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典范。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完美结合，是我们对纪实文学作家的殷切盼望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