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五环：全球化的教育象征

世卫组织最近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全球健康危机，其影响将持续几十年。尽管疫苗研发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仍需学习与病毒共存，用现有工具抗击疫情。因此有人将之称为“后新冠疫情时代”。

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与世界格局，甚至人类的命运。这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评论。因此有人将之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我们该如何适应“后新冠疫情时代”，并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生存下去呢？

新锐史学家赫拉利在2018年出版的《今日简史》“生存下去”一章中写道：“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变局，所有旧的故事分崩离析，至今也没有新的故事足以接续。那么，不论我们自己还是下一代，到底该做哪些准备，才能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转变，应付种种极端的不确定性？今天出生的婴儿，到2050年刚30出头，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婴儿可能到2100年还活着，甚至22世纪还是个积极公民。我们到底该教这个婴儿什么，才能帮助他在2050年或者22世纪的世界里存活，甚至大展身手？他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才能找到工作，了解周围的一切，走出生命的迷宫。”赫拉利说：“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现在该教的就是4C,即批评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创造力（Creativity）。”

如果我们稍加审视所谓4C教育，即会将其实自然归纳为两种能力：一是创造性能力，一是合作能力。

74年前，即1946年2月7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彭春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会上作题目为“向细菌宣战”的重要发言。他说，我们正面临一场消灭导致世界上的疾病和瘟疫的细菌（病毒）的战争，“我们悲哀地看到，各国在战争时期的合作要比和平时期好得多。……细菌完全没有任何人为的国家界限的偏见，它们往来于各处不需要护照、签证，也没有海关的屏障。它们也没有民族自尊和区别的意识。我们只有在没有国界限制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敌人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敌人那里学到它们不那么注意国家间区别的优点？……我们真诚地希望,作为这场战争的成果，我们在近期实际战争中经历过的合作精神能够为真正赐福予人类而继续光大。”张彭春深刻指出人类不善于合作的偏见，甚至呼吁应向人类共同的敌人——细菌（病毒）学习合作。

更早于100年前，张彭春的兄长、教育家张伯苓就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是“私”，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去私合作”。笃信“以解决世界大难题，要在教育”的张伯苓，运用包括体育在内的种种教育方法训练学生（国人）的合作能力，培育学生（国人）的合作精神。张伯苓说：“进化论虽非人人相信，但自然淘汰却是一个事实。人与兽的区分，即在于能否合作。能合作则存，不能合作则亡。你要生存而不合作，那就是私。”1929年，张伯苓提出：“合作之理想，由何产生，世界各国合作运动之情形如何，合作对于社会有何贡献，将来可以发达至若何程度，均有研究之必要。”     

             

而世界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对对张伯苓的呼吁给予回应。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出版了《合作的进化》。他利用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研究博弈中的合作策略。其研究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在世界冷战时期促进两极世界双方的合作。作者的希望在于，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促进合作的条件，就可能会稍稍改善世界的安全性。

后来，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又出版了《合作的复杂性》一书，除了重复囚徒困境博弈计算机仿真模型的试验外，还拓展至“文化的散布”，模拟探讨地区集聚与全球分化的解决策略，创造性地指出：“如欧盟、GATT和联合国这样的超越国家的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是重要的。国际化，特别是超越国家的一体化的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规范和理解能够在比现有国家版图更广阔的领土上达成共识的程度。”

综上可见，当今关于合作的教育，合作的研究以及于后新冠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际关系中的合作，不仅是当务之急，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保障。

我们清楚看到，这次危机之中的遏制全球化的逆全球化趋势，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全球化真的见顶了吗？

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们的“注意力会迅速从疫情本身转移到疫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上。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秩序，人们会迅速转贫，甚至会食不果腹。我就用食物来举例子吧，很多国家无法自给自足食物给其本国民众，如果国际贸易停滞，人们就会饥荒而死。所以我想这样的现实就会迫使人们意识到，全球化中至少一部分在维持他们所希望过的生活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福山也认为“危险远远多于机遇。在改善政策和机构机制方面，疫情可能带来机遇，但是当下危险要严重得多，因为当人们恐惧，当他们在经济层面感受到威胁，他们会倾向于负面的心理状态，甚至仇恨。”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担心人类在诸多方面都不可能回到从前的原因。然而，我们为什么非要回到从前呢？为什么不积极反思，大胆构想，努力合作，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态度，应对当下科技颠覆、生态崩溃、核与生物战争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人类的全球认同，全球合作，这或许就是人类的新故事。

人类并非因为饥荒才需要全球化，文明的冲突更需要全球化加以融合。因此，我们似乎应该将全球化理解为“在地理上和在思想上日益密切的全球联系”（帕默，2013）。所谓思想上的联系，似乎说明全球化不应该局限于狭义的贸易观点，而要在广义的文化产业上加以开拓。这就需要教育的参与。作为教育的体育则是实现全球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顾拜旦在《奥林匹克宣言》中指出：“人们考虑战争的需要似乎是崇高的，是壮丽的，但是思考卫生保健则更值得称颂，然而,最完美的人性是：努力遵循公平，喜爱艰难事业，勇于挑战困难，如此而已。”、

两千多年前，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此或可谓合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亦可谓为千古不变之道义，万国普适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