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学堂学员进行炮法训练

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取决于教育尤其是现代教育的发展，西方现代教育的发展，取决于体育尤其是现代体育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历史则反其道而行之。

在试图探究北洋水师学堂与张伯苓先生的教育及体育的联系时，我发现，伯苓先生虽然反复提及北洋水师学堂，却很少涉及水师学堂的具体教学情况，更很少提及严复。其他人的相关说法，也大都只是讲述，并非第一手资料。例如，张绍祖发表在天津日报上的《严复与北洋水师学堂》一文中记载：“该学堂将足球列入正式教学项目，是严复从英国引入的，既能锻炼士兵的身体，又能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该学堂遂成为我国华北足球运动的发源地。”

再如，严复的四代曾孙严孝潜在《严复的一些史实》中曾说，“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最先开设体育课，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成了我国最早开设体育课的学校。”但是，这一句话下面，并没有展开的证据。严孝潜在《严复在天津30年》中曾这样记述道，“北洋水师学堂开学后不久，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在1881年底，严复对学堂章程又作了部份修订，并更加具体明确了各项规定，制定了《续定天津水师学堂章程》。” 查阅这个章程，其中有一条规定：“学生初入学堂，隔日傍晚由二、三班洋文教习带赴堂外，仿外国水师操法，排列整齐，训演步伐，并令练习手足，藉壮筋力。”这恰恰证明了北洋水师学堂并没有真正规范系统的体育课。

作为福建船政学堂教习和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其与体育课的关系，也颇耐人寻味。

严复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1871年（同治十年）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学习。1879年，由于福州船政学堂师资紧缺，严复被提前调回国内，充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严复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洋文总教席，1894年前后出任学堂总办。

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时，学堂在课程设置中没有体育课，以至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说学堂学生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来说，在佛龛里被供着，要比在海上警戒，更适合他们。”（寿尔：《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刊载姜鸣《严复任职天津水师学堂史实再证》一文，考证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的任职、关系及学堂工作评价等事甚细。然而在2万多字的的文章中，就是没有那两个字：“体育”。

1935年9月8日，张伯苓在河北省体育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上的演讲中回忆37年前，也就是1898年，刚回天津办教育时说：“当时，有外人在国内所办之教会学校，彼等尚提倡体育。然中国之官立学校，仍对体育非常漠视。”中国官立学校当然包括北洋水师学堂。如果，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过系统的体育教育，他还会说这样说吗？

迄今为止，似乎只有一位王恩溥老先生对北洋水师学堂体育课的回忆特别详细。1958年5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三辑中，刊载了时年80岁的王恩溥的文章《谈谈六十三年前的体育活动》。2007年5月，《三联生活周刊》的专题“天津小站水师学堂和体操）”也引用了王恩溥的部分回忆：“当时我17岁，考入水师学堂，教务长是严复先生，那时大家都称呼他做总办。我和现在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已故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等人，都是这个学堂第八班的学生，这个学堂的地址在天津市东营门东局子一带。我在这个学校念了五年半书，直到庚子(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学校被法国军队占领后就解散了。”

“我在水师学堂读书时，开始有了外来的体育活动，当时我还是一个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爱好者。那时的体育活动内容，作为校内正式体育课程的，有击剑、刺棍、木棒、哑铃、足球、跳栏、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运动。上体育课时，一班大约30人左右，一般是头三班全体出操。我们那时所学的体操，最初为德国操，主要演习方城操及军事操，后来到了戊戌年间(1898年)就改为英国操了。”

“那时由海军调来一个叫曹家祥的船长和两个炮手来当我们的教练，另外还有一个英国人教我们体育。我当时由于喜爱体育运动，所以各方面都能来两手，尤其对‘爬桅’一项更感兴趣。桅高10丈，我能爬到极顶。校内曾进行过爬桅比赛，6人一组，同时上爬，一直爬到最顶点，看谁能最快爬到最高顶点谁就算优胜……”

然而，细读这段回忆，有几点不得不提出质疑。（1）马寅初活了100岁，但他是1882年6月出生，张伯苓1889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时，马寅初才7岁，他是不可能上北洋水师学堂并与张伯苓同班的。（2）北洋水师学堂没有第八班，而且两科六届120位学员名单中，查无王恩溥其人。（3）张伯苓所在的第五届学员名单中，当然没有马寅初，只有一位姓王，叫王崇文，其生于1875年，原名兆斌，字子翰，福建闽县人。1895年9月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第五届驾驶班。后入北洋水师。他最后的职务是1929年8月30日任国民政府海军部少将候补员。

由此可见，这位王恩溥老先生的记忆并不十分可靠。再看他关于体育课的回忆，其所谓的“外来的体育活动”和“正式体育课程”，也是中洋交错、戏体杂糅。尤其是“爬山运动”更是令人费解，因为天津城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无山可爬。至于“爬桅”，倒是真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轶事显示，张伯苓先生在北洋水师学堂就以“爬竿最快的张小辫”而闻名。据说，连严复都知道。

在张锡祚《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中，有一节《北洋水师时代》，其记载：“在当时水师学堂的学生，家庭多半是富裕的，又有学校的津贴在手，每天晚上课余常常大家聚在一起，赌博为戏，拉先生入场，先生十赌九赢，时间一到就回房念书，到时入睡，明天考试，门门功课皆得全分。那些同学终夜不肯罢手，到明天上课，无精打采，考试时候，只好交白卷了。有一次先生在学校里和同学赌钱，输了三十吊钱，无钱可以还债。因为当时家计艰难，回家来又不敢和年迈的老爹说，只好和杨太夫人商量，说从此再也不赌钱了，求为周全一下，但是杨太夫人也无计可筹，还是来婉求九庵公。当时九庵公为先生讲解赌博的为害，应当终身引以为戒，先生受教为之下泪，从此终身不赌。”

从这段记载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北洋水师学堂，无论是正式的体育课还是课外的体育活动，可能都远非王恩溥老先生的回忆那么丰富多彩。

事实上，对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效果一直存在批评。例如，忽视军事课程，不教授军事战术，仅将《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作为军事教材。北洋海军之舰长（管带），绝大多数是数十年不开设“体育”课的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前几届毕业生。后来的事实是，北洋海军在几乎未能击沉任何一艘日舰的情形下全军覆没。而在日军海军学校，必读书为英国的《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书。在《海军战术讲义录》一书中，作者强调“蒸汽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为有利”，阐释了增加舰船速度和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这种思想的应用，成为后来日本在甲午海战制胜的关键。（韩文琦《论晚清军事变革的内在制约因素》，《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对于天津水师学堂的教学成果，在天津水师学堂任职二十年之久的严复也不看好。他在1918年给熊纯如的信中说：“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中华书局1986年，第687页，）教育不及格，作为正教习和总办，却只怪学生平庸，天下岂有此理。事实上，日本海军教育起步与清朝几乎同时，而后来两国海军一强一弱，一胜一败，与严复等学堂主持者设置课程失误，有很大关系。

而且，北洋海军之舰长（管带），绝大多数是数十年不开设“体育”课的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前几届毕业生。后来的史实是，北洋海军在几乎未能击沉任何一艘日舰的情形下全军覆没。令人不禁要问：这与没有体育课，没有关系吗？

当我们离历史的真相越近，我们就越能深切地感觉到，张伯苓先生从北洋水师学堂的教育背景到后来南开学校的教育经历，其间充满了对中国，对教育、对体育的沉痛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