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靳常胜，王学仲，张重宪，张立华

    王学仲先生逝世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其间，我一直想写一点东西，而且我确实有写点东西的必要，但却一直没写，大抵是因为说来话长、写来笔重、想来心痛的缘故。

1.

2013年10月8日当天及以后，我注意到，在有些讣闻里，王先生被称为中国当代国学大家、艺术大师。这是我首先要替王先生说点意见的地方。如果和当下那些在台面上的所谓大师（有些是册封，有些是人封，有些是自封）相比（抱歉，这本来是不可比的），王先生的大师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但这些所谓大师虽能沉渣泛起，终会泥沙俱下，是不可能成为历史坐标系的。如果和王先生当年师承的徐悲鸿、黄宾虹等真正的大师相比，王先生终究是略逊一筹。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所逊之“筹”，并不是王先生自己的原因，而是这个时代特定体制对他的限制甚至钳制。例如，王先生早有或一直有脱离所在大学之意，但却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王先生走的无疑是大师之路，在这条路上，他踌躇满志—— “圣人踌躇以兴事”（庄子语），但也踌躇不定 “蹇淹留而踌躇”（宋玉语）。这种踌躇，是所有像王先生如此善良的人在这个时代难免的宿命。

2.

我结识王学仲先生，是因为一次采访。1988年2月，我在《天津青年报》作机动记者。出于对书法艺术的自然关注，了解到王先生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地位，在中国团结了一大批年轻人，倡导和探索现代书法的创作。遂以“现代书法与青年”为题，对王先生进行了专访。文章发表在1988年2月20日的《天津青年报》上。在这篇专访的最后，王先生说道：“对于现代书法，我是半路出家。具体说是我预见到或者说使我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后才这样做的。而如果不说不做，就是一个书画家的失职。现代书画是要出现的，要成熟的。”然而，在中国，现代书画出现过，却远没有成熟。我觉得，现代书画仿佛就像摇滚一样，被官僚体制和主流媒体所屏蔽。所不同的是，中国摇滚还有崔健这样的代表人物存在，而今却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画家。这一点，也是我为王学仲先生感到遗憾甚至遗恨的。

3.

自那次采访之后，我和王先生的联系多了起来。1989年初，我开始同时编辑《天津日报》的“星期专页”和《天津青年报》的“周末沙龙”两个版。王先生第一次表达“世界艺术思潮东移”重要思想的文章，就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星期专页”上。以东方人的美学思想和哲学道理贯彻到文人画创作中，是王先生长期的探索和追求。我当时建议王先生把这类创作整理出来，在《天津日报》副刊开辟专栏，一画一文，形成系列。王先生欣然同意，专栏就命名为“我说我画”，陆续在报上发表，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我认为，这个系列创作是王先生非常重要的作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画，几乎每幅画中都蕴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例如，在“释《抱瓮灌园》图”一文中，王先生写道，那时人们已完全掌握了机器灌园的道理，但菜农预言了‘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以及几千年后人类所深感忧虑的问题。2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雾霾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依稀感到，这不也是王先生为中国所做的预言吗？

4.

1989年以后，由于全世界都知道的原因，我的生活和职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先生。今年的早些时候，当时和王先生过从甚密的我的两个同事约我一起去看望王先生，我因事耽搁，而他们不愿拖延，径去了。据说，与王先生相谈甚欢。临别，应他们的请求，还用硬笔为他们书写了赠言。为霸气者写“上善若水”，为机灵者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时，王先生已行动不便，然其思敏捷，其心深邃，其性旷远，令人唏嘘。遗憾的是，我竟然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和王先生切磋斟酌了。

但我也有收获。同事在带回的王先生的《黾园书简》（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中有意外发现。王先生于1989年8月24日致青岛四方汽车修理厂工程师何宝真的信里，特意向他提到我，还作了“极有作为”的评价。我知道，王先生之所以保留这封信、这句话，是对我的一种挂念和安慰。

5.

倘若我有机会和王先生讨论问题，我们会讨论什么呢？我想最有可能的是谈“黾学”。据报道，上世纪90年代，王先生创立了“黾学学派”。当时，我正在全力以赴创办天津第一份休闲类周报，未及关注。“黾学”，依王先生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象、六学、七艺。

具体是，“一画”就是文人画。文人画要以诗书画印为基础，倡导野逸美，表现其古朴自然、野趣雅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二合”是指意象合一。书法意象非常重要。书法是笔墨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艺术，重要的是它渗透着书家哲性的思想。“三怪”一词源出徐悲鸿先生。先生称王先生的诗书画“三怪”。黾学的美学基础是诗书画三位一体。“四我”是黾学的精神支柱。王先生提出“三自一超”主张，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作为一个书家或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对自我的表现上，必须把“小我”与“超越时代”的“大我”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时代、民族联系在一起。“五象”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五象”把佛、道、儒三家的哲学观融合为一体。“六学”包括文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等。六学的理论基础是国学。“七艺”即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文、小说等。

“黾学”并非如人所谓是一个学术体系，它是一个另类的、有独特价值的架构。它既整合了王先生个人的资源，又融合了传统文化的渊源，既能博大精深，又可循序渐进，为中国新一代文人提供了一个艺与学的修行模式。当然，它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例如，“七艺”中的“小说”，我以为这是通俗的别艺，应不在此系，而应由一个重要的艺能——“论”所替代。如此，“七艺”为诗、书、画、印、雕、文、论。虽已不能与王先生谏一言，却可以黾学践七行，并以此告慰王先生。

25年前，王学仲艺术研究所在天津大学落成时，我写了一篇随笔，标题是“从黾园到黾园”。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从家乡的地窖到北平的水榭，从日本的客居到天大的艺研所，这都是王先生的“黾园”，也是一个艺术家艰辛。诚实、善良的道路。其后，就在我疏离王先生的20多年里，王先生又把自己的道路延伸了、提升了。这种更为艰辛的延伸和提升，如果仍用一个标题来表现，那就是“从黾园到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