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原上海市审计局副局长郑健龄日前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议将各地对排污企业征收的排污费统一改为环保税，并增加对家庭个人排污费用的收取，由法律保证各项污染费用的收取，促进我国污染的治理及环保事业发展。（3月6日，南方都市报）

郑委员提案的核心思想是环保市场化。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提出的征收环境税（后被称为“庇古税”）的建议。他认为，企业生产排放的污染物无法在市场上自动消除，政府可采取行动，以征税或收费的形式将污染成本加到造成污染的产品的价格上，这可以使企业根据各自的技术创新能力来选择纳税还是技术创新，每个经济主体便具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看似简单的做法，却使发达国家受益匪浅。1975年，德国开始对润滑油征收环境税。次年，德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征收排污税的法律《向水源排放废水征税法》。而后美国、法国等国家纷纷效仿，其开征的税种也越来越多，燃料税、噪音税、垃圾税、石油产品税、消费税甚至超额粪便税可谓应有尽有。同时征收环境税的收效也越来越明显，许多发达国家由此实现了环境的根本好转。比如，如今的美国虽然汽车使用量大幅增加，但二氧化碳比上世纪70年代下降99%，一氧化碳下降97%，悬浮颗粒下降70%。

将视线收回到国内。其实我们并不怎么缺乏环保市场化的意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就是佐证。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环境税税种名目过于单调，环境保护条款供给不足，更重要的，是政府定位的不明确，导致环保市场化进程步履维艰，甚至闹出了不少笑话。比如曾有记者发现黄河流域一些省区污染企业“扎堆”的地方，环保部门“肥得流油”，而在污染企业被大量关停的地方，环保人员却连工资都发不出（05年7月11日，新华网）。这源于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功利利化观念的隐隐作怪，同时也折射出我国环保财政预算的不明朗及监管的缺失。

在笔者看来，环保市场化最大的难度，在于政府职能的定位。环保的“费改税”过程应当遵循“一减一增法则”，减的是政府职权，增的是自主创新和第三方制衡与监督。一项调查显示，有97.5%的公众造成将环保市场化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这绝不等于要把环保这顶“大帽子”完全扣给了政府官员。相反，应当在游戏规则健全与透明的前提下，从环境税征收到排污权交易，再到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建立，通过一系列有效激励与约束，由企业等市场主体来消除自己产生的污染问题，而政府部门要做的只是有效与良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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