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的环保一直是政府主导型，并且这种趋势与日俱增。中华环保联合会等机构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公众(97.5%)都赞成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诚然，行政导向下我国环保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是这一机制也在一定程序上滋生了公众对政府的“环保依赖感”——这也是我国公众环保“只说不做”的主要成因之一。

行政导向的公众环保机制最大的瑕疵，就是容易导致公众环保的“搭便车”行为。谁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全民环保”抑或是达及这一目标最好的方式，问题在于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并不是人人都必须付出成本，所以许多人产生了一种“你栽树来我乘凉”的心理，成本与收益于是分离并失衡。由此可见，公众环保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如果说“搭便车”使得公众在环保方面产生了惰性的话，市场经济的刺激与消费观念的转变，则又使这一惰性变成了“麻木症”。琳琅满目的市场召唤、收入压力的与日俱增，消费攀比心理的日渐膨胀使得人们许多时候只注重腰包的“鼓囊度”而淡于环境保护。一项调查表明，54.3%的公众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不愿意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公众环保再一次陷入窘境。

其实公众的“搭便车”倾向与环保意识越淡薄，生存环境则越恶劣，对于习惯于政绩考核的行政部门而言同样是有压力有加。但是，在公众环保的集体非理性面前，由于其行政导向的先天性缺陷，行政部门也难以超越非理性的范畴。另一方面，环保单个行政部门并不能使得人们热衷于短期经济利益而淡漠长期生存环境的现状得以迅速改观，于是只能维持现状或发号施令，至于执行力与收效如果，则是另一回事了。

瑞士的公众环保措施值得我们借鉴。瑞士各级政府制订了全面的环保法律与法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违反者严惩、遵守者获利”。正是这样一套集惩治与激励于一体、上下衔接与沟通顺畅的环保体系，加上瑞士人由来已久的环保自发性，使得瑞士的民众与企业都十分热衷于环境保护并乐此不疲。这或许也是瑞士成为世界上风光最美、垃圾处理最彻底的国家之一的主要原因吧。

对比之下，我国公众环保陷入了一种“囚徒困境”当中，明明知道通力合作对谁都有益，但最终还是只盘打自己的“小九九”。治理这一困局，首先应当削减我国公众环保行政导向的纵深度，行政部门应当做的，只是环保激励与制衡体系的建构，而对于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也绝不等于把环保这顶“大帽子”完全扣给了政府官员，相反应当通过系列激励与惩治措施推进环保的市场化改革与全民性参与，一个和谐、洁净之生存大环境的主要保卫者，必须是社会大众。

（东方愚1月10日于青岛浮山公寓；私人博客：http://www.MrZhang.com/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