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带队的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到达郑州，参加由河南省政协牵头组织的“中部六省促进中部崛起研讨会”。一份名为《六省政协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建议》在此次会议上表决成型，中部六省联袂向中央政府提出了30条政策要求。这使得很多人确信“中部崛起”已经开始从“找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概念”向“找中央要优惠政策”转型。（6月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根据全国各省市GDP年均增速排名，从1997年至2002年的五年间，中部腹地五省(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都未进入前十位，而从建立经济特区到西部大开发，从振兴东北再到“三极论”的提出，中部地区20多年来屡屡成为被国家发展战略忽略的地区。知耻而后勇，如今中部地区联合向中央要政策的这种群体性“躁动”，正是源于对自身发展现状的强烈危机感。然而，笔者认为，中部六省联合向中央要政策的做法并不妥当。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当年批评我国西部地区的部分官员只知道向中央政府要政策，而对已有的政策却不会善加利用进时，用了一个极为精辟的词语──骑驴找驴。这说明，很多省市只懂得顾盼中央政策向自己倾斜，而不愿充分挖掘现有政策的含金量与政策内涵。退一步来说，政策只是经济发展的外因，如何从自己身上找缺陷，或许才是首先应做的。笔者认为目前中部地区最需要不是政策，而是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型，过分强调政策的能动作用，可能会反过来影响中央对中部崛起工作的部署。

经济发展一旦落入一味向中央要政策的窠臼当中，最终的结果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中部崛起最好的“武器”，则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没有“市场就是上帝”的信念和大刀阔斧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中部崛起将步履维艰，中部原有资本也将面临“流失”的危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汹涌外溢的“浙籍”资本在跨区域流动的同时，大规模地逆流“反哺”浙江的热潮也正在形成。400万浙商正在以资本‘反哺’、人才‘反哺’、文化‘反哺’、项目‘反哺’等多种形式回归浙江（6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这是市场力量召唤的结果，或许能给中部省市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最使笔者感兴趣的是，中部六省在向中央要政策事宜上，一改往常把对方当作强硬竞争对手的姿态，而是“抱作一团”。笔者对这种仓促集体行动的稳固性与持续性表示担忧。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说，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成员越多，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投机行为也越难以发现。其实也就是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原旨意义，这使得眼下中部六省的集体行动的未来效果略见一斑。

总之，产业结构比较雷同，相互间竞争大于合作的中部六省联合向中央要政策的条件并不具备，或者说时机尚未成熟。集体行动的前提，应是个体的明确的定位和有序分工，这样才能减少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说，经济发展的第一性应是归属“内敛”的，从对自身的经济定位，产业规划与布局，体制改革入手动刀；第二性应是属于“市场”的，像现在的中部六省，或许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靠沿海经济平台借船出海、借梯登高，来实现产业转移的对接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上。第三性才是属于“政策”的，换句话来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政策只眷顾埋头苦干的省市，而不青睐急促促“抱佛脚”的省市。（东方愚6月3日于青岛浮山公寓，发表于7月26日《中国化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