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财政与经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夏杰长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国家应该构建以就业为核心的公共政策体系，竭力扩大劳动就业，同时应把地区的就业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特殊情况下(如就业矛盾引发社会稳定时)，宁肯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也要保证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把失业率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3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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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居高不下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统计资料显示，1995—2002年期间，我国城镇失业率从4.0%提高到6.1%，劳动参与率从72.9%下降到66.5%.。看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如何改变目前的严峻形势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智囊团”的当务之急。然而笔者却不敢苟同夏杰长研究员关于将就业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建议。

拿就业率来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无疑助长了政绩主义风气。从“唯GDP观”到“唯就业率观”，这其实是两种殊途同归的不健康思维，同时也不能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就业率“注水”的恶性作法，不但无益于消除我国经济增长的阴霾，反而更有“雪上加霜”之势。

而笔者对就业率一旦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最大担忧，则在于待业者和就业者的权益方面。由于监管体系的不健全与缺失，我们没有办法制止一些地方政府在提高扩大就业系列举措中的“强权”思想：规定一些工人必须进入哪个行业，必须接受低薪的条件。这其实已上升到失业者权益保护的层面了。这个时候，我想我国的工会是不是应该出来发挥一下作用呢？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美国工会的作法，和企业、政府谈判时的据理力争，和维护工人权益时的细致入微。　

事实上，地方政府首先应考虑的，不应是就业率问题，而是就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者的权益问题。模仿夏杰长“宁肯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也要保证足够就业岗位”的说法，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宁可牺牲一些就业岗位，也要力争优化就业结构，维护就业者权益，因为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由于目前我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如果仅仅盯住就业率的数字变化，而不注重在质量与结构的优化，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对于夏研究员关于把就业率作为公共政策核心的建议，笔者比较赞同，但我们同样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应尽快减弱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就业趋势”。比如现在，在政府的引导下，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城市公用事业等成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投资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这种形象亟待引起重视。其二，就业率提高会不会较大程度地触动我国比如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敏感神经？早在1957年，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提出，失业与通胀之间存在一种交替关系，即通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胀率低时，失业率高。这种思想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验证与接受。那么现在我国在努力减少失业率，除了“低头看路”外，是不是也有必要“抬头看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