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6年8月购于亚马逊，中华书局10年1月第1版，从属“跟大师学国学”第二辑，梁启超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作者在南开大学的讲义，补编是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前者提供价值观，后者提供方法论。前者是作者亲著，后者是由学生记录整理，作者亲校。阅读起来，倒是后者的文字更流畅简约。

既是方法论，则“史的目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之类，就可当作balabala了。后面的五种专史的做法，才是精要所在。五种专史，按作者排列，依次为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其中，因病或其他原因，事的专史、地方的专史和断代的专史从略。文物专史下，文学史和美术史亦从略。归了包堆儿，梁任公给后学留下的，就只剩下人的专史和文物的专史部分篇章。

这也很好，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决不敷衍，倾心于所好总比做高头讲章货真价实。所以，作者的五种专史做法，真正上了心琢磨的，就是人的专史。

有时候，学术类的书籍，虽无生气，但于取舍、于文气、于漫议、于“就此说开去”，往往倒可见识作者的性情。这是阅读时的小惊喜，让你感觉是在和一个人对话，或者倾听一个人絮语，比较真实和活泼。

即如人的专史目下，梁任公的兴之所至忽发奇想的可爱，就多有显露。比如，他说到人的专史的重要，举了一堆人名儿，最后在“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之后，还不忘把“甚至于连我梁启超”也加了进去。这就很可爱，以至令我可以想见当时讲座时学生们的哄堂大笑。

至于人的专传的做法，梁任公显见是花了大心思的。这个心思的源泉，就是他的“做《中国通史》而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的心血来潮。于是，他认真地梳理出哪100人可以配入这部《百杰传》，并且按年代和“思想及其他学说”、“政治及其他事业”、“文学及其他艺术”三个子目逐一排列甄别。这样的“煞有介事”，即便没有后学跟进，但在我看，却更显出先生的可爱一面。或许，所谓学问，都是要在学问家进入类似的情境之下，方可酿制出的思想成果罢。

反正，补编看完，梁任公的性情，比看历史研究法时，要通透明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