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拥护北京市对于全市燃油两轮摩托车、电动（燃油）三轮车交通违法乱象的集中整治行动。为表达我的坚决，我已经打了两次122，一次12345，做了回合格的线人。我的坚决还在于，我不仅当线人，还敢“犯颜直谏”，因为我预感，这回的集中整治，最后恐怕还会不了了之。写到这儿，看了眼楼下，果然，一辆电动三轮飘然而过，还是逆行。

关于不作为，我以前说过，它属于腐败的一种。逻辑上讲，每一次的不作为，都是一次利益交换。从合理的作为，到不合理的不作为，支持这种逆选的理由，除了交易，没有其他。在我看，言及不作为的因素，所谓主观论，所谓成本论，都是遁词和借口，都掩盖不了腐败的原形。

以前段时间的报刊亭风波为例。首先，吵嚷之后，事实已经清楚，拆移违章经营报刊亭，是合理且合法的。它并不像某些媒体所哀鸣的，是砸了可怜人的饭碗，是暴力强拆，是人性泯灭。然后，就要追问了——为什么既合理又合法的事，一直等到现在才干？早一点下手不行吗？随时发现随时处理不行吗？

这里，发挥作用的，就是著名的“养肥了”理论。不作为，就是“养”，而只要是“养”，的确都需要理由，但不是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理由，而只能有一个理由，就是“肥”。一个“肥”字，既说明了不作为的真实理由，也告诉大家，被“养肥”的，绝不仅仅是报刊亭主。所以，在那次舆论风波里，媒体对政府的监督要点，不是暴力强拆，而应该是如何“养肥了”。可惜，中国的媒体，页面更新太快，热度持续太短，人家哀鸣完，就翻篇儿爱谁谁了。

在中国，官与民切实的交集，大多情况下，都体现在具体的、每一次的执法行为上。抽象地说，他们是一对儿矛盾统一体。具象地说，也无非是两种景致——一种是鱼水之情；一种是蛇鼠一窝。都是互相依存的概念，但一个是良性的，一个，则是恶性的，也正是不作为的原因。这两种依存形式，从古到今，一直延续着，也从没有改变过。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作为，就拥有某种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我担心的是，正是因为不作为的悠久历史，以及围绕其形成的各种牵强理由，客观上助长了不作为的泛滥，甚至可以导致在执政策略上，也出现了替不作为张目的取向。

就像这次北京的“集中整治行动”。所谓“集中整治”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值得商榷。在一定时限内的“集中整治”，本意就具有排他性——一定时限之外呢？之前之后呢？是不是还要走“养肥了”的老路呢？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于“集中整治”过程中每一次具体的执法行为上，就会发现，其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一次利益交换，都可以从“集中整治”这个大的策略背景里，找出因果关系。

写到这儿，又看了眼楼下，又一辆电动三轮飘然而过，又是逆行。

我是不是要再当一回线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