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市朝阳区拆除72座报刊亭，“暴力”和“强拆”是媒体的统一报道格式。这个统一格式，还包括报刊亭经营者的集体诉苦——“说起来都是泪”。总之，在这个被刻意误导下的拆除违章事件中，执法者和经营者，被塑造成了强权与弱势的典型形象，供受众愤怒，或者同情。

如何看待这起事件，如何辨别事件的原委，我提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媒体、报刊公司、报刊亭经营者，这三者，是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它们都从报刊发行和销售中获取利益。而事件相关的另一方，即朝阳区政府，则属于涉事四方中，唯一没有利益牵涉的一方，也是唯一对前三者构成利益威胁的一方。所以，从逻辑上讲，朝阳区政府，已经先验地被孤立成了反面形象。而又因媒体操控舆论的能力，以及媒体操控过程中的主观和失范，所以，朝阳区政府，想不“暴力”“强拆”都不行。

显然，我不能把这起事件孤立地看成涉及强拆与否的事件，而是媒体是否滥用社会公器营私自我、构陷他人的误导公众和野蛮侵权事件。

那么，到底这起事件的原委是怎样的？你可以不仁，但我不能不义，否则，我也成了阴谋论者，也玩弄起有罪推断了。

还原真相，本来最容易的方法，是调查和采访，但从目前看，并没有媒体愿意做这样的再调查。而从评论者的角度，还原真相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比较分析，还原细节，发现破绽。如果媒体报道的内容，出现前后矛盾、细节漏洞、破绽百出，那么，我也有理由相信，媒体的报道，就带有故意和倾向性之嫌。

以下就是我对这起事件相关报道的比较分析。再次强调，此举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媒体制造误导新闻的典型案例，这同样是公众维护自我权利必须警惕的敌人——

关于时间：

按媒体采访报刊经营者的信息，他们收到拆除通知，是7月25号，称7月28号必须清空，7月31号完成拆除。这个时间细节，被媒体统一形容为未经事先协商，朝阳区政府单方面突然强拆。而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这个最容易被联想到强拆概念的“突然通知”法，起码“突然”了三个月之久。该报道称：“北京报刊零售公司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公司在今年4月收到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下发的有关整治报刊亭的通知书”。哦，是4月通知的，不是7月25号。而如果这一纸通知书是真，那么，负责报刊亭发牌管理和监督经营的包括那零售公司，才是“突然通知”发关键一方——它是什么时候统治经营者的？它是如何通知经营者的？它有没有做出“整治报刊亭”的任何具体措施？反正，不管如何，关于朝阳区政府7月25号才通知、7月31号就动手的“突然”性问题，显然已经撇清了。

然后，是关于经营细节：

按2007年北京市的出台《北京市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范》，距过街天桥和人行地道出入口、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公交车站的人流疏散方向15米范围内的人行道不应设置报刊亭，占地面积不应大于6平方米，宽度5米以下的人行道不应设置报刊亭。另，北京市邮政部门2005年出台的《北京市文明示范报刊亭标准》中也明确规定，报刊亭不得出售烟酒、饮料、胶卷、电池、食品。以上是法律条文。好了，用这些条文，比照这72间报刊亭，很容易判断出它们是否存在占道行为，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问题。

这不难，记者们去看看，如果需要，拿着尺子再量量，即可获得最真实的信息和数据支持。但记者们不提这个，你们不提我来提。第一，关于占道，以我个人的经验，凡北京的报刊亭，占地面积鲜有不超标的，6平米的亭子外，大多外延出一个露天摊位，前后左右，又大多摆放着饮料箱、垃圾箱和座椅等杂物。若较起真来，符合上述规定的报刊亭，在北京几乎没有。第二，关于超范围经营，还以我个人的经验，凡北京的报刊亭，鲜有不超范围经营的。包括此次报道中涉及的报刊亭经营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承认，每天靠卖饮料食品的收入是500元。两点相加，这些报刊亭，的确存在着超出面积甚至占道，以及超范围经营的行为，但是，这都被媒体们刻意忽略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细节，朝阳区政府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此次行动，不是“拆”，而是“移”和“改”。但是，作为受众，又有谁能清楚地接收到这个信息呢？对于违规经营者，相关单位提出限期“移”、“改”，已经显示了执法的柔和性，或者也可以说，执法者大概考虑到执法难度，并未严格依法强制制止。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扣上了“暴力”“强拆”恶行的帽子。

回顾整个事件，对于朝阳区政府，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那就是，长期以来，对于类似的违规经营，存在着习惯性的渎职行为，养痈遗患，在执法者和经营者之间，重新划定了超越法律的默契线。而一方一旦要重新挑战这条线，则肯定要面临另一方的不解和反抗。同时，作为报刊亭的所有者，北京报刊零售公司也存在着不作为和未能履行义务的懈怠。此次的利益三方，都以长期存在的现实作为“合理”的依据，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合理”的现实，却是违法的现实。事实上，这种“存在即合理”的习惯思维，一直是冲击中国社会正常秩序的主流思维。

所以说，朝阳区政府被万人唾骂，说冤也不冤——你早干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