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新闻标准，之一是，讹人不算新闻，“我有医保”才是新闻。参照“人咬狗”与“狗咬人”的传统路数，说明，不讹人在今天，已经初具凤毛麟角的传奇范儿了。

这当然可以被视为社会的悲哀，远不值得大小媒体们欢呼雀跃感喟涕零。然而就在不久前——大约三两年内吧，讹人本来一直还算新闻。它虽谈不上多逆天的奇闻，但因为成功率很高，满足了人们道德感遭受凌辱的条件，所以可以一直霸占着社会新闻的头条位置。比较来说，讹人新闻的高关注度，起码还在说明，真正的世风，并非那讹人的新闻本身，而是讹人新闻所引发的道德批判，即所谓社会的正气。

然而到了“四川老妪”和“北京老外”，讹人新闻的阵容，突然莫名地庞大起来。是否讹人，以及关于是否讹人的辩解和争论，使讹人新闻演绎出更多的类型。但总的来说，对证据的求索，以及基于此的辩解和争论，还在道德批判的范畴之内，准确说，是对道德批判的道德批判。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从简单的声讨到谨慎的反省。

然而这值得全民如此大费周章吗？社会正气的抒发还要如此繁琐曲折？所以，当沈阳大爷的“我有医保”降临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喜大普奔。媒体也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挖掘好人好事了——按宋丹丹的说法，这一通扒啊。

首先被扒出来的，就是沈阳大爷没有医保，也不是沈飞的退休职工，而是名保安，月工资1750元。所以，我又听到了那句中国式的名言——“善意的谎言”。然后，“善意的谎言”被继续扒：当时，“整个一条腿全麻了”，三四天过去了，“腿部还有淤青，手部也没消肿”；沈阳大爷有一个定居英国的儿子，“每两年能回来一次”；借了一万元，用了十年才还上；“我家里不是一般的困难，媳妇儿没有经济来源还有病”……

信息量的确有点儿大，但总的感觉是，一个本来喜大普奔的好人好事好新闻，被扒到这儿，却令人五味杂陈，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了。

首先，这或许是值得媒体去做业务探讨的事儿——你们应不应该这么扒新闻，对采访对象的相关隐私，是否需要做保守的区别对待。像沈阳大爷有一个定居英国多年的儿子，这样的背景信息，就很可能引发不相关的又一轮道德批判，

其次，“善意的谎言”，尽管善意，但它究竟是不是一个谎言呢？这是需要认真审视的。

“沈阳大爷”个人对“善意的谎言”的选择，自然是他的权利。但必须说，这也有点儿托大。假如，那个“整个一条腿全麻了”的状况一直持续下去，甚至情况更严重，那么，好人自然还是好人，但好事之说就未必了。关键是，作为受伤害者，“沈阳大爷”拥有接受诊疗乃至赔偿的权利。主动放弃这个权利，可以有诸多个体化的理由，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放弃是值得推崇的、甚至是被普遍接受和广为提倡的做法。讹人新闻，当然也不应该从滥施权利这个极端走向放弃权利的另一个极端。它带给人们的思考，恰恰是在社会行为中如何行使公民权利，而非仅仅是道德批判本身。

从舆论上说，“善意的谎言”当然也不应该成为隆重褒扬的对象。简单说，这是一个存在着严重悖论的文辞，也是一种偏狭的社会生存术——既然善意，为何非要谎言？善意的谎言，能否改变谎言的本质？谎言的逻辑指向，可能是善意吗？为什么就不能既不撒谎又可以表达善意？所以，在尚未给“善意的谎言”找到合理出处之前，舆论就没有理由把它包装成一个神圣的礼物，供大家瞻仰膜拜。换句话说，“沈阳大爷”的“善意的谎言”，属于小概率事件，是需要庆幸的，但绝不能成为公民行为的一个模版。还是前边说的，万一老头儿骨折了呢？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倒霉的悲剧，来形容“善意的谎言”的结局呢？

对于谎言，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我都是抵触的。我一直希望的也是，在我身边，乃至更远的地方，没有或者少有谎言，不管它被包装得如何美丽。万一哪一天，说这个世界没有谎言人就必须死掉，那我就等着痛痛快快地死掉，毫不留恋。

据说，“沈阳大爷”已经被提升为保安班长了，还是“破格”，呵呵。我猜，他距离拥有真正的医保估计也没几天了。我明白，这些都是对他善意的回报，但不是对谎言的回报。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