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越写越放松。

怎么呢？你看啊，《本纪》，写得那叫一个小心翼翼贼忒忒，大气不敢喘，字字须推敲。《表》和《书》更别提了，云山雾罩，让人困觉。等到了《世家》，多云转晴，眉目就开始清楚了，人也活起来了。到了最后的《列传》，他老人家已经是横着耍了，写作质量直达顶峰，一口气儿写了70篇，比前几部分加起来都多，可见他写得有多嗨。

这个创作历程，证明了一个经验，就是司马氏骨子里十足的奴性。你说前面那帮，从三皇五帝到王子王孙，哪个惹得起。想起自己小JJ的故事，恨不得跪着写才对。《列传》的主人公就不一样了，一言以蔽之，都是臣、奴、蛮，身份和作者都差不多。既是同类，就可以品评，可以臧否，可以戏言，是在忽略了跪舔之后实现的“自由写作”。

但《列传》是不是就完全屏弃了奴性呢？当然不是。他的品评和臧否的依据，仍然是奴性逻辑。比如蔺相如吧，应该算是他笔下的完人一个，没有只字否定，那是因为蔺相如做奴才做最得最完美，最对他路子。即便对廉颇处处忍让装孙子，也体现着识大体顾大局不给大王找麻烦的高情远致。其他的，像韩信他们，别管你有多大本事，只要你在对主子这一项上出了差池，就别想在司马迁这儿得什么好儿。在他那儿，对主子的态度，就是一票否决——除非哪天你做了主子，他再舔你。

此是闲话。

闲话《史记》的奴性创作心理，当然只能是今天的事儿。别说放在当朝我的脑袋不保，就是几十年前，敢议论我大中华的国宝级经典，至少也得是坐牛棚的待遇。实话说，也不光是中国，全人类在上个世纪干得唯一一件正事，就是尝试着不当奴才。当然，还只是尝试，距离真正的不当奴才，广告说了，你才刚上路呢。

举例。

说交通拥堵费，这些天，已经大宝天天见了，有点儿舆论轰炸的感觉。天天见的目的是什么？以我的经验判断，是制造声势。制造声势，本来也有两解：一是求得理解，一是扎预防针。二者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是交通拥堵费可能收，也可能不收，而后者则是我把话就放这儿了，理解不理解都得收。鉴于我看到的新闻，包括环保部，包括北京市，谁出来发话时都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只能认为他们是在扎预防针。他们的预期是，等正式实行了，大家也该免疫了吧。

在司马迁看来，这就是主对奴天然的权力了。而在刚上路的民看来，这也是摆脱奴性的天然的权利。

按，这回的征收交通拥堵费，听那意思，是要避开人大立法，走行政法规这条路了。但避开立法程序，是不是就可以避开民意呢？我查了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其中第12条下说：“起草行政法规，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就是说，征收交通拥堵费，如果到时只是单方面发布，就违反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所以，它必须履行听取意见的程序。当然，伪听证我们见识得多了，听证征收交通拥堵费也很可能还是伪听证，但是我也看到，伪听证的前提，是不敢再违反程序，这首先是程序的胜利。然后，我就想啊，伪听证一次、两次、十次、百次……一万次，它还伪得下去吗？我们终将也会迎来听证的胜利。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距离奴才，又远了一点儿。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司马迁到现在，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2000多年。漫长不可怕，只要还在走。

而且，对于途中发现的所有倒退行为，每个行者都有义务为其他同行人做出警示。就像清华式养老的园丁洗衣论，我们首先须明晰的是，这是一种主子式的口吻。以这种口吻发出的声音，是不能领受的——虽然我的远大理想之一，一直就是当园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