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游街示众，是给两种人准备的。一种是罪犯，另一种是状元，都表示着被示众者的稀有。现在，罪犯貌似不游街了，大概是说罪犯已经不再稀有，人人皆可为之。而状元郎或状元妹们依然风光，只是从骑马变成了坐车。西藏足够遥远，人民彼此塞听，但如有谁家孩子考上北大清华，却也能喜讯传遍，成为县上和地区历史的一部分。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今天路过小学校，门口堵着两辆面包车，卖花的。大街上，也总能见到学生手捧鲜花行色匆匆。这是属于教师节的独特风景。而在这风景的背后，却是两种可以想见的可能性。一是：一班学生都送花，不得把老师累死——烦也烦死了吧——我担心老师们弄不好会得花粉过敏症；二是：作为学生或家长的心理，人家都送，咱不送不合适吧。第一种可能性的后果，就是诞生了鲜花之外的教师节礼物，比如送卡。我家小区内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就想到了送给园长和老师各一张；第二种可能性的结果，就是教师节送礼的强制性和普遍性。两种后果加一起，就把教师节变成了一种社会“规范”的送礼，是中国社会对教师群体公开的年度性的集体行贿日，也是集体受贿日。

在中国，受贿者的丑陋是天经地义的，而行贿者却总可以找到各种理由为自己谋取同情和原谅。这个社情，就是受贿远比行贿刑罚深重的基础。官员比草民拥有权力资源，所以草民有理由向官员行贿；上级官员比下级官员拥有权力资源，所以下级官员有理由向上级官员行贿。这个逻辑又理直气壮地推演到其他领域——医生比病人拥有权力资源，所以病人向医生行贿天经地义；教师比学生拥有权力资源，所以学生向教师行贿天经地义。全社会蔓延的行贿或送礼风尚，当然首先是收受者的“心太软”，但所谓没有掌握权力资源的人们，却正是收受者“却之不恭”的真正元凶。问题是，谁才是百分百没有掌握权力资源的人呢？在一个分工细致、彼此依赖的人群社会，这样的人理论上根本不存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行贿者，也都是社会的受贿者。教师节的景致，虽然刺眼，但在之前之后，老师们也在扮演着弱势人群，他们的选择生源的社会背景，和以各种理由向握有权力资源的学生和家长的寻租，倒应该是他们真实社会地位的写照。所谓这一天的鲜花和掌声，与尊师重教没半毛钱关系，更像是对教师面子上的一种补偿罢了。

教师节之后，就该是中秋和十一了。据新闻说，北京每年这个时候，外地进京的车总比平时多些。好在有豪华的月饼和肥美的大闸蟹随份，为中国不断匮乏又不但创新的礼品单子添加了鲜活的内容。这个时候，也正是全中国无论官民无论是非反正需要共襄一把的绝对盛举。这样的热闹节庆，固然可以消解一些行贿与否的定性争执，但也放大了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里交易的实质和重要性。在大家眼中，一切皆可交易自然也是天经地义，而骨子里横行的奴性彼此却毫不自知。追逐者或许还要喜笑颜开吧——咱们活得太有面儿了。

明年没事的话，要不我就去学校门口做生意吧——专门回收教师节礼品。没准我就感动中国了呢——把回收的鲜花转赠给警察叔叔，或者患病阿姨，人人献爱，世界大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