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能够看到一项公共政策公开宣告失败，这在中国，是个进步，而且应该算一大步——还没扯到蛋。所谓“不管怎么说”，是指：其目的如何、是否为官方口径，等等。如果这算作一个惊喜的话，那么喜从何来呢——恐怕是因为，在我等的视听里，从来都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但是，是人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事，是不存在的。饶是“不成功便成仁”，它还是不存在。以此判断，则所有的成功里，就分真的成功，和假的成功。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后果，就是让假的成功，往往掩盖了真的成功。到头来，人们连真的成功都不相信。这个结局，显然不公平。

因此，必须有承认失败的勇气。这个承认，还不是像北京限车令那样的曲意表达，而是白纸黑字大声说出来。因为通过曲意让人领悟，其领悟出来的判断，属于领悟者自己，而不是曲意制造者。而公信力的由来，是不可能通过类似启发的方式能够获得的。惟有公开直接地表达出来，让受众在知道事实的同时，也能够体会发布者的坦诚，这就是宣告失败的完整意义。

当然，宣告失败也从来不是白给的，宣告完就完，估计是没可能了。像控烟失败，既然公众知道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问责。不过，这个从宣告到问责的演变，不是宣告之后的突发事件，而是宣告本身的一部分。坦诚当然不止于说出实情，必然也包括干实事，这才是坦诚的全部。以往的负面例子太多了——首先不会主动宣告，待人穷追猛打，方被迫宣告，然后就想不了了之，而人家既然知道了实情，当然还会穷追猛打，一直到底。堕入如此窘境，别的不说，情何以堪。

具体到控烟的失败，其实还有相当的象征性。

地球人都知道，烟草买卖，既是财富的源泉，GDP的主力，同时又是健康的杀手，人类的公敌。这个涵盖了既现实又道德的注脚、既简单又复杂的身份，在经济社会里，随便就能找到许多它的同类。而一般情况是，我们很难在这样的纠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做出或者明智或者决然的取舍。于是，发展和保护、公平和效率这类的伪命题，就只能得出一边倒的答案，即唯经济论。加之烟草业又属国家的买卖，从生产到管理都处于无干涉状态，那么控烟的效果，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结果。所幸，烟草的原罪性是个巨大的拖累，即便再雄辩的主儿，一说到道德也变得结结巴巴。所以，来自社会的强烈围观，正可以抵消它的经济注脚和官办性质，使它可以不像其他同类那样肆无忌惮。

现在，控烟失败，等于这个矛盾再一次公开化，并且导向了对烟草业的直接诘问。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公开——诘问的程序，就是促使问题解决的正途。

大约200年前，英国人跑到中国贩鸦片。在林大人强力禁绝之前，朝中并非不明白鸦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甚至还知道英国人在自己家是只许不卖的。但终于没有下文，最重要的原因，是从广东海关到朝中大员里，有太多的人牵涉到鸦片交易所形成的利益圈中。从结果看，这个利益圈的能量，盖过了鸦片亡国的道德危言。

200年后，我们可以拭目以看，烟草的力量，比之当年的大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