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分类，有很多。其中一个分法，就是人可以分成仇恨的和不仇恨的两群。这个分法存在的意义并不明显，一般只是被简单地匿于文化层面的一隅。只有当大家心情不错的时候，彼此才会不计功利地讨论到它。而一旦随便一种口味重的东西出现时，它便会轻易被取代，甚至被忘记。不过，当人们互相问到“活得好吗”时，彼此都明白，这个“活得好吗”里，起码一半的含义，正是那个可以被轻易取代甚至忘记的东西。

关于仇恨产生的原因，也有很多。其中一种，就是非利益性因素，所谓“无缘无故的恨”。为什么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回答这个问题，不如换个说法，就是为什么会有“不仇恨”的人？

忽略个体差异之后，我们会发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确存在着庞大数量的“不仇恨”的人。如果对这个数量进行具体分析，又会发现，“不仇恨”的人，的确与他们的生活地域、民族、国籍等标签相关联。如果进而汇总这些标签的内涵，又会发现，最有效地影响“不仇恨”产生的因素，最终都会归结在宗教感上——一种对宗教的原始态度。

总之，扪心自问，很遗憾，中国人总体上属于“仇恨”的一群。而挖掘仇恨的种子，除了没有宗教感这条概念之外，我觉得，也和中国人对人性的自我认知有很大关系。

说到人性，似乎话题太大，没边没沿，但我仅想举出一点，就是：中国人把对自然世界的理解，简单地复制到对人的理解上。中国人对进化论和生物链的推崇，已经妨碍了中国人以同类的身份进行彼此认知和交往的能力。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自然界中的物竞天则原则，和生物链关系，是个普遍规律。但如果把人类的社会关系依附在物竞天则的原则上，并被放大为市场经济下当然的竞争准则，那么我们只会意识到人类社会的残酷性。也正是因为我们把生物链原理援引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我们社会关系中的庸俗化倾向才会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当我们引以为荣地高居所谓生物链之颠时，我们也等于接受了彼此的等级和义务。我们会按照生物链中从高到低的分类，依样寻找到自己的社会等级和地位。我们从狮子和羚羊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或主子或奴才的形象。这个类比，可以让我们更加认同彼此的天然差异，让主子更坦然，奴才更心甘。

动物保护法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讲，就拥有了特殊性。它以一种夸张的象征方式，告诉人们，即便在人和动物不平等的关系之间，也可以以某种形式达成平等。在人类社会关系普遍存在却往往被忽视的不平等，居然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被废除。

显然，动物不是动物保护法的唯一受益者，人，和人性，是更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