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媒体人是弱势群体。这也没错，但须加个限定词，叫“相对的弱势群体”。因为在强势者面前，中国的媒体人的确是弱势群体，不大敢吭声的。而在弱势者面前，又分明是强势群体，不许对方吭声。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媒体人这个相对弱势群体面前，强势者和弱势者又是个变量，也属于相对的强势或相对的弱势。或者更邪乎——今天的强势可能正是明天的弱势。所以，拿中国媒体人做强弱势的文章，有点难死人不偿命。而这巨大的变数背后，也证明着中国的某些特殊脾性。

举例子说吧。谢亚龙是否留任这事，现在看应该不算个事了。从强弱对比看，在中国媒体人面前，谢应该算作弱势者，人人得而骂之，怎么骂都不为过。但我记得，当年谢亚龙还没到任时，第一个喊出“龙王”迎接圣驾的，也正是这拨媒体人。显然，那个时候，在他们眼里，谢是当然的强势者。所以，在强势者这点上，谢是个变量。而没有发生变化的，倒是绝对的弱势者——球迷。中国用嘴说足球的套路，基本上就是以谢亚龙的沉浮为指针，以中国球迷的悲喜为痒处，忽悠大家玩的把戏。即便是现在，假如谢不留任，换了新人，则我敢肯定，记者们会在第一时间就给新掌门起个更加华丽的名字。至于从此废掉中国足球之类的狠话，我们就更不能当真。因为假如中国足球没了，写中国足球的人吃什么去。

这是关于中国媒体人的故事。而中国所有类似的强弱势故事里，恰恰是弱势的一方，总能搬出一套理论来，以主动证明强势者所以强势的理由。这倒未必是驯服的表示，而是也同时证明了，作为弱势者，自己所以弱势的理由。他没病吧，干吗非来这一出呢？我来证明，他的确没病，来这一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当他要欺负比他更弱的人时，对方也要被欺负得心悦诚服。辨证法在中国容易通行，是因为它可以被我们好好利用。

所以我就想起了今天《台湾1895》的情节了——光绪贵为皇帝了吧，还有谁比他强势吗？答曰圣母皇太后。那圣母皇太后最牛比了吧？答曰NO，李鸿章就能让她就范。那李鸿章怕谁呢？怕翁同龢老参他。而后者，又怕圣母皇太后……所以，当慈禧准备让一帮主战的文官留京抗日时，翁同龢们哭成了一团。

朝廷里有它的食物链，朝廷之外，这个链条当然更广博。不过按剧里的故事看，好象最高的一端，应该是日本人了。最低的一端，依然还是中国的百姓。不过，这也是相对的，因为中国人早就为这两端另找了理由——曰“天意”。

而事实是，“天意”打败了日本，后来是有史可循的。但“天意”眷顾了百姓，则找遍古今中外史，也没有个先例。不妨，那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呢：不是还有非洲饥民吗？或许火星人过得更惨也未可知，最不济我们总比动物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