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编了个小专栏，叫《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小专栏里面有三个小故事，均出自基层通讯员的手笔，题目分别是《不务虚名，讲求实效》、《办事不能掺假》、《如实汇报产量》。都是祈使句，干净利落，像下命令。

三个故事有两个来自农村，一个来自部队。农村的故事说的是产量问题，部队的事说的训练表演。如果对照今天的常识，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弄虚作假，涉及利益的还真是少，大多数情况仅仅是为了争个面子，留个好口碑。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当时对于弄虚作假的处罚，起码见于这三篇故事交代的，都是耐心做做说服思想工作拉倒。像那个虚报数字的公社通讯员，被党委书记发现了漏洞，结果也就是接受了书记的教育，自己反省反省。放今天的话，我担心他会不会被判个三年五载的。

实事求是，从道德说教到法律制裁，严格算起来，肯定不到30年。弄虚作假如果仅仅作为一种风气，就像结婚必须弄个车队跑大街上转悠两圈，一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大家会倾向于同样是道德上的一种接受，忽略其可能带来的实际损失。但是，弄虚作假怎么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风气呢？后来，经济概念强化出了一个新的弄虚作假，这个弄虚作假就是，它可以，不，是肯定，会造成对公众的实际伤害和利益损失。比较两个弄虚作假，第一个其实根本就没存在过，如果说那年月有，也仅仅是被我们的善良包装过了。30年前的弄虚作假和现在的弄虚作假一样，都是可恶的，都是应该判刑的。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弄虚作假，的确和中国人的面子观有太大的关系。而作为我们文化里的一种基因，如果仅仅用法律去约束，则第一，法律能管的领域非常有限；第二，法律也不可能从根儿上管出作用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琢磨的事。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类似的困惑其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