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曾经指导了中国对待竞技体育的态度大约30年。一个分水岭是，1984年洛杉基奥运会，中国开始把竞技体育纳入了强国战略，竞技体育的残酷和荣耀开始展现出来。从那儿以后，我们很少再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了，而代之以“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这句西谚。前些天，半夜看国奥跟切尔西踢球，粗野火暴，差点儿没打起来，而那场比赛的名字，却叫“国际足球友谊赛”。

比赛第二好呢？还是当成打仗好？再就是今天的当成娱乐好？再过50年，或许能有答案。不过，1977年的时候，中国还是把比赛放在第二位的。

那年2月底，亚洲羽毛球邀请锦标赛正在香港打着，看27日的报道，一方面说半决赛已经打完了，争夺相当激烈；另一方面也总结到：“这届邀请锦标赛自开幕以来，比赛气氛友好，战情紧张、精采，观众反应热烈。各国和地区的运动员在场上勇猛对阵，在场下畅叙友情，交流经验，充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良好风格。”这样的“平衡报道”，倒也正应了这项赛事的名字——既是邀请赛，又是锦标赛。

同天还有另一条体育新闻，则更属两国交好的一种象征了——“中国足球队在应邀参加坦桑尼亚《阿鲁沙宣言》发表十周年庆祝活动后， 二月十八日晚离开这里前往博茨瓦纳。”国足的身份应该算外交大使，行程的确定完全依照外交的需要。这样的比赛，取得的名次已经变成最不重要的新闻事实了。

更多的人应该记得，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前，两国搞了回乒乓外交。中日改善关系，也是先从排球外交开始的。当时的日本首相叫什么，或许没多少人记得，但对那个发明了魔鬼训练的日本教练大松博文，却都耳熟能详。

当然，体育能做交好的代言，也就能做交恶的代言。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一则体育新闻，说的是当时的苏联，还没说比赛，仅仅是有个苏联足球裁判。罚任意球时，没让人墙后移，而是把球后移了。这就成了我们可以讪笑他的把柄。

1987年，我在《体育报》实习，正碰上羽毛球世锦赛。每天半夜，前方记者发稿，我们实习的就在后方接稿。当时可没电脑什么的，连传真都没有，都是根据电话录音整理，一句话来回听好几遍，好几千字全靠手写出来。稿子发了，天也快亮了。

如果还是友谊第一的话，本来是不用这么追求时效的。这是友谊第一给我本人留下的好印象之一。